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移转登记或者动产交付,即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2007年我国出台并实施的《物权法》首次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了系统规定,条文将受让人受让时的善意、受让价格的合理和不动产已为登记或动产已为交付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实际上,2005年7月公布的《物权法(草案)》在第111条中曾将“转让合同有效”一并纳入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范畴,但是与《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处分时合同“效力待定”的一般条款发生了文义上的冲突,引发了学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尽管《物权法》在最终颁行时删除了“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但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合同效力问题并未因立法的回避得以解决,本文拟对《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下的“转让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分析。

　　债权形式主义下 “转让合同”效力的分析

　　依据债权形式主义理论,如果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在转让行为时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或者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存在欺诈、胁迫或者发生重大误解的事实,其所订立的转让合同需接受合同法之一般规则的调整,善意取得也因转让行为的效力瑕疵不能自然成立和适用。如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发现自己被欺诈,但放弃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时,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适用,此时的转让合同,首先作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用以满足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要件,在善意取得构成以后,基于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转让合同在法律拟制之下变为有权转让合同,从而实现从无权到有权的过渡。

　　如果买受人未发现自己受欺诈的事实,首先就构成了善意取得,但后来发现被欺诈并基于买卖之瑕疵提出主张,此时转让合同因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逻辑要求,善意取得变为自始无效,应恢复原状；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法律所禁止流通之物,则转让合同本身无效,此时也便不存在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物权行为理论下 “转让合同”效力的分析

　　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逻辑推理之下,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如果所转让的物品存在质量上的严重瑕疵,或者受让人方面迟延给付价金,无权处分人能否获得权利上的救济?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物权行为理论此时表现出其在立法技术层面相较其他理论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

　　作为物权法上的一项制度,善意取得本身的法律效果仅体现在所有权的取得方面,属于物权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成立在前的涉及价金的给付、物的瑕疵担保、风险承担等一系列基础交易关系的可留待《合同法》调整的债权合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买卖合同符合包括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等合同生效的各项要件被确定发生法律上效果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物权合同的生效,这好比一物两卖情形下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在我国已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第1款和《物权法》第15条更是将其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已无异议。同理,基于负担行为提出各种主张,并不以构成处分行为一部分的善意取得为前提。正是基于买卖合同已经生效的前提之下,我们进入处分行为的分析阶段,尽管此时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是依据针对处分行为而适用的公示公信原则,法律通过拟制的方式使处分行为实现了从无权到有权的过渡,善意取得也只得在处分行为阶段实现其在适用的上的可能性。而此时,如果再发现在处分行为成立之前的负担行为存在瑕疵,其合同效力也并不受当事人无处分权的影响,即使出卖人是无权处分,且无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买受人皆可基于买卖提出各种主张,适用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和救济。

　　解决善意取得中合同效力难题之路径

　　基于上述,在界定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时我们不难得出,遵循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法律框架,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并将善意取得作为处分行为意义上的对无权处分的效力弥补制度,将《物权法》第106条中的“转让”的针对对象界定为物权合同,而非产生债之效果的买卖合同,能够更好得体现民法的精神,其法律技术也存在明显优势。

　　然而,基于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现实,尽管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理论存在解释上的优越性,但若将其直接适用到我国的实践中来,将导致《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的文义上的对立和内容上的矛盾。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解释的途径寻求对现行法局限性的突破。基于对我国立法现实的认知和实践意义的考量,我们仍可以在进一步贯彻《物权法》第15条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加以区分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将《合同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解释为处分行为,并认可善意取得制度中作为债权性的转让合同的效力,从而为负担行为的有效性留出解释的空间,从立法层面解决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并促成法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我县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防治浅析

　　医疗腐败是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医疗腐败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直接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据统计，2003年以来，我县检察机关共依法查处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件 7人，约占所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数（28件28人）的16%。这说明商业贿赂在我县卫生系统呈现多发高发的态势已不容勿视。因此，研究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探索防治的策略，对控制和减少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保障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进我县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
　　1、隐蔽性强。实际操作中，药品和医疗器材购销渠道单一，缺乏价格透明度和公开的竞争环境，多数为供货方主动上门推销，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薄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这便形成主管领导或负责采购的人员与销售人员间的“单线联系”，少数腐败分子乘机“暗箱操作”，在上项目和大额购销活动中进行幕后交易，从中收受贿赂。
　　2、目的明确化。供销商暗中给予医疗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目的是希望获取交易机会，从而将自己的药品、医疗器材“打进去”销售，或者通过“二次促销”给予某些医务人员“回扣费”，以提高药品销售量。
　　3、手段多样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查处力度的加大，商业贿赂的花样不断翻新。供销商通常以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如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货币现金、有价证券、物品、礼品、佣金、“赞助费”等；为对方单位中的有关人员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等。
　　4、窝案串案多。医药购销领域业务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呈网络分布，一旦有犯罪发生，往往是窝案串案。涉案人员往往是一把手、主管领导、药事委员会成员、采购员、主治医生等。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原县医院院长杨某、副院长赖某、药品采购员吴某就是典型的受贿窝案。
　　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成因。
　　1、利益驱动，见利忘义。少数医务人员，看到在改革大潮中有人大把赚钱，生活奢侈，而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多年，却不如人家一笔生意赚得多，导致明显的心理失衡，部分意志薄弱者，从此放松世界观改造，抵不住诱惑，经不起考验，偏离了人生追求的轨道，成为金钱的“奴隶”。另方面，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将贿赂视为必要的业务费用，营销人员的工资、奖金与个人销售额直接挂钩，导致营销人员不择手段拉拢、贿赂有关人员。在金钱面前，少数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逐渐丧失，养成了不给钱不办事，多给钱多办事，甚至主动索取贿赂的恶习，把职权变成了摇钱树。
　　2、滥用优势。医药行业的特殊性是产生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根本原因。首先，我国长期以来施行“医药不分家”的模式，在制度上“以药养医”为医生利用诊疗过程中的处方权收取药品回扣创造了条件。其次，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在诊疗过程中，病人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其在治疗各个环节都只能听从于医生。因此，用什么药、用多少药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处方，医生完全可以选择价格高、回扣多的药品。加上有些医院施行的奖励机制往往以医生业务过程中所开的处方数挂钩，按月结算奖金，更使多数医生开“回扣药”。
　　3、管理机制不完善。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医疗卫生管理机制不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调控手段还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为卫生系统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权钱交易的方便。最明显的就是药品、医疗器械经销市场不完善，招标体制不规范，流于形式，特别是药品、医疗器械招标的范围和地域较小，造成了采购环节上的普遍行贿受贿。目前我市药品的集中招标制度，使药品中标定价与实际成本有一定的差距，就是说利润空间较大，医药经营商完全可以降低中标定价暗中与购进单位特别是跟标卫生医院进行议价交易，这就给购与供双方创造了贿赂条件。
　　4、监督机制不健全、不落实。从查处的案件看，涉案单位在机制建设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业务工作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纪律作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监督制约机制比较薄弱，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约束。一是因药品、医疗器械经销市场不完善，招标体制不规范，容易形成“暗箱操作”，使有监督职责的部门、人员无法实施监督；二是心术不正者在药品、器械采购中，以亲自把关、实地考察、调查摸底等借口，挖空心思创造单独与对方洽谈业务的环境，有意逃避有效监督。三是庞大的系统导致主管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想监督又监督不了。
　　三、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防治策略
　　在现有招投标体制的情况下，作为县级卫生系统只能参照执行，为有效地防治我县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发生，要结合实际做好如下工作。
　　1、强化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一是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固树立医务工作人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免疫力，严格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权钱交易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加强廉政教育。在整个行业大力倡导端正的医德医风，教育广大医务工作者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廉洁行医，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职业宗旨，杜绝收受红包、回扣、提成等有损“白衣天使”形象的不廉行为，切实纠正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三是加强法制教育。在抓好业务学习的同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的法纪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严格依法办事，避免“失足成恨”的悲剧上演。
2、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建立健全内部自律机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修订完善有关医药购销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一是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大资金监管，规范医院的收支管理。要大胆探索改革医院的运行机制和完善医务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将工作岗位、工作技术和风险程度、工作数量、服务质量与效率、医德医风等作为分配要素纳入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医务人员收入不直接与医疗收费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严查和杜绝科室承包、收入分成、小金库等违规行为。建立医务人员医德医风考评档案制度、医院目标管理考核制度以及班子考核管理制度。二是认真推行和完善院务公开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及时、真实向社会公开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药品及医用耗材价格、医疗服务流程等；健全并严格执行住院费用清单制度和费用查询制度，增加收费透明度，以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完善用药管理规章，规范用药行为。要制定用药知情同意制度，公布药品价格，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列出一部分药品供患者自己选择；对群众反映不良的医务人员，要及时批评教育，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用药秩序。四是严格处方管理，加强处方监督。要针对各科室的特点，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药事领导小组可以抽调专家成员定期、不定期对处方进行随机抽查，对出现大处方要及时分析，要求开方医生说明情况；对滥用高价药品的违规人员，要严肃处理；每月对用药量大的用药人和药品进行公布，请医生及群众监督。
　　3、明确行业规则，规范药品采购操作程序。首先要严格执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的集中采购招标制度，对列入招标采购范围的药品、器材等要100%实行集中招标采购，推进和完善“新药购进阳光工程”。要充分发挥药事领导小组的作用，在药品、器材采购中要本着公正、公平、公开，为患者考虑和服务的宗旨，增强采购透明度。在采购药品时，随机抽调人员组成临时药事领导小组，并邀请医院纪检、行风办有关人员参与监督，将药品回扣拒之院外。其次要坚持医院用药申请制度。“新特药”由医院各科室集体研究提出申请，常规药品均由医院药剂科集体研究决定，拟出购药计划，统一汇总提交医院药事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第三，在药事领导小组的成员中，吸收有中、高级职称的医生参与，扩大药事领导小组组织，并实行药品采购部门人员轮岗制。第四，预防关口前移，推行医务人员廉政承诺制。主管机关可与各医疗下属单位签订《拒绝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承诺书》，各医疗单位与药品经营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廉洁协议书》，院方与医务人员可签订廉政承诺书，明确廉政责任，自觉抵制贿赂犯罪。
　　4、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加强自身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完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中的不正之风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完善的制度，加强内涵建设，规范医院管理，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加强对药品采购、高精尖设备购置、临床新技术应用等项目的科学监管，将医院的科学管理变成工作的常态，从而形成行风工作的长效机制。建立纪检监察联络员制度，在各医疗单位任命二名以上政治素质较高、富有正义感的医务人员为纪检监察联络员，付于其职责和权力，加强对所在单位的领导、药事领导小组成员、采购员等在药品、医疗设备购销环节的监督，对主治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监督，使局机关更好地掌握了解基层单位的情况，以拓宽监督渠道。
　　5、惩防并举，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积极运用严厉打击这一预防措施中最有效、最有力度的手段，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依法严厉查处，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充分发挥打击犯罪过程中所蕴涵的预防功能。同时，将结合执法办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针对新形势下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规律。要充分发挥社会化大预防网络的作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效地遏制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发生。（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彭　宙　魏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