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于英国的著名足球明星贝克汉姆而言，是艰难的一年。因为，美国一名妓女的谎言让这位著名球星身陷名誉权纠纷。而此案在美国和德国的两场诉讼中，由于两国司法理念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召妓门”引发两场诉讼

故事是由美国一名妓女艾尔玛·尼西的大嘴引起的。尼西对美国一个杂志《In Touch Weekly》的记者说：贝克汉姆曾经在美国和英国期间招其为之服务，并绘声绘色地披露了这一丑闻。报道一出，引发了全球媒体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此后的故事为大家所周知，贝克汉姆与这位“可恶”的妓女以及杂志《In Touch Weekly》开始了漫长的官司，贝克汉姆向其索赔1600万英镑（约合美元2500万元），同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贝克汉姆夫妇表示：如果胜诉，将获得的赔偿全部捐献，表明贝克汉姆此诉非为金钱，实为名誉。

对于尼西所披露的召妓一事，贝克汉姆在庭审中证明其时间地点均有问题，与事实明显不符。对于尼西所说他们发生性关系的第一个地方，贝克汉姆证明他正在另一个地方进行训练。而尼西所说她与贝克汉姆在伦敦的克拉瑞芝酒店（Claridges Hotel）缠绵，贝克汉姆证明他当时在一家医院探望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的父亲，从来没去过那家酒店。同时尼西告知记者，在完成服务后，贝克汉姆支付给他现金，贝克汉姆则指出，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他外出从来没有带过上万元的现金。每次训练后，贝克汉姆会在下榻的酒店进行按摩，可是在按摩时理疗师与保镖均会和他在一起，根本就无法和尼西进行性交易。在庭审中，贝克汉姆坚决地“否认曾与尼西或者其他妓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有过性交易，也从来没见过尼西或者同她讲过话”。

事实上，美国杂志《In Touch Weekly》并非是首先披露贝克汉姆召妓事件的刊物，之前，德国著名的出版集团鲍尔集团的刊物就曾经披露这一事件，该刊物在欧洲15个国家发行，包括贝克汉姆的老家英国，贝克汉姆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同时向德国法院提起了诽谤之诉。

但是，故事极富有戏剧性。让贝克汉姆夫妇失望的是：美国受理该案的洛杉矶高级法院裁定原告败诉，虽然在庭审中贝克汉姆证明被告没有事实依据，但是法院仍然裁定贝克汉姆败诉，并要承担大约17万英镑的官司费用。而贝克汉姆在德国的诉讼却获得法院的支持，判处杂志须赔偿贝克汉姆的损失。虽然美、德两国秉持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观基本一致，但是同样的事实却获得完全不同的判决，其间主要是因为两国的司法理念的差异。

美国：名誉权保护受言论自由权的适当限制

在美国的诉讼，作为初审法院的洛杉矶高级法院以三个理由判决贝克汉姆败诉，首先，贝克汉姆属于公众人物，因此他在外召妓这一事件属于公众关注的事情，公众享有知情权；其次，作为公众人物，贝克汉姆有义务证明被告《In Touch Weekly》杂志在写这篇稿件时具有实质恶意，但是贝克汉姆并未证明；第三，尼西享有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爆料本身并不违法，故裁判贝克汉姆败诉。

首先，在美国自立国之初就关注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被称为“权利法案”的联邦宪法修正案将言论自由的保护列为第一修正案，同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强化言论自由保护的细节。

同时，美国虽然承认个人名誉权的重要性，在1967年的“罗森布莱特诉贝尔案”中，斯图亚特大法官就认为“个人享有免受不合理的侵犯和错误伤害的权利，该权利反映了我们对于每个人的根本尊严和价值的基本概念，是任何一个体面的有秩序的自由制度最基本的概念”。但是对于名誉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它受到言论自由权的适当限制。

这种最重要的限制体现在1962年的《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该案确定了一个基本规则：除非被报道的政府官员能够“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相关的陈述是带有恶意的，否则政府官员不能获得因诽谤行为有关的赔偿。同时最高法院将“实质恶意”规则定义为明知争论中的陈述是谬误或者“毫不顾及”陈述是否是谬误而公布于众。而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须证明被告具有恶意，否则不能否定被告所享有的宪法权利。

此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多个案件中将“实质恶意”标准从政府官员扩充到公众人物，而所谓公众人物，包括（a）适用各种目的的公众人物，（b）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包括自愿陷入公众争议的目标人物和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即偶尔为媒体所关注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

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贝克汉姆无疑是公众人物，因此他在诉讼中应该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被告《In Touch Weekly》具有实质的恶意进行报道，且这一证据应该是“明白无误且令人信服的”。从庭审的情况看，贝克汉姆显然没有达到这一证明标准。

至于尼西的爆料，可能侵犯了贝克汉姆的名誉权与隐私权，但是从时代公司诉希尔案（1967）中就明确规定：如果报道本身具有新闻价值和公共利益，即使是显然不实或者出于杜撰，则必须查明被告的实际恶意，才能够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得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获得足够的呼吸空间。在著名的“《皮条客》杂志诉福尔韦尔案（1988）”中，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就指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是，承认就公共利益和公众关注的问题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尼西的这一爆料可能是虚假的，但是它是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贝克汉姆完全可以通过将事实公之于众来获得澄清，因此贝克汉姆无需也不能限制尼西的言论自由。

德国：纯粹的诽谤不受保护

但是，同样的案情在德国则获得不同的判决。法院认为杂志未对所报道的事实进行核实，无疑涉嫌诽谤，因此判决贝克汉姆胜诉。

由于二次大战的教训，德国非常关注人格尊严，因此《联邦基本法》第1条就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这一条被学者们广泛认为是宪法中的核心条款，并表达了《联邦基本法》的最高价值。因此法院在对私法进行解释尤其是涉及到诽谤诉讼的案例时，更倾向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同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承认言论自由权的重要性，但是当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和自由发生冲突时，法院应权衡其间的冲突。换言之，言论自由不能获得绝对保护，在“刑满出狱报道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明确指出“接受信息的利益并非是绝对的，个性自由的至关重要性，要求其私人领域获得保护，同时新闻报道也应该符合比例原则。”言论自由必须基于对个人人格尊严的适度尊重之上，纯粹的诽谤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不论诽谤的对象是否是公众人物，这种限制，是对言论自由的理性约束，同时也提高了包括政治讨论的言论的质量，避免因为过分激烈的言论攻击而导致可能诉诸暴力的倾向。

在贝克汉姆案中，贝克汉姆明确地证明了杂志所描述的并非事实，因此这样的报道无疑直接导致了贝克汉姆的名誉受损，与公众人物的身份无关，贝克汉姆的名誉仍然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德国法院判决贝克汉姆胜诉。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司法理念可能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在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相比，具有更高的权利价值位阶，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法院会毫不犹豫地保护言论自由，而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但是在德国，由于二战纳粹暴行的影响，更关注人的尊严的保护，而名誉是人格尊严最重要的部分，在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发生冲突时，法院会平衡这两种法益，言论自由权并不能当然地取得优势地位，如果被告的言论欠缺事实依据，则法院会更侧重于对名誉权的保护。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反思
——兼评《构建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再思考》

黄一航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自上个世纪末在沪杭地区最早出现，后来随着国务院2001年4月在《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中对该制度的首肯，全国大部分城市很快就开始了模仿和推行。由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社会的兴衰①，一时间，“土地储备”成为房地产业界乃至全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为这一政策的出台唱起赞歌，就连时常可以看到惊世骇俗观点的互联网这种地方也鲜见例外！
在如雷贯耳的欢呼声中，不乏学者专家们自信严谨的论证和提议——土地储备制度是中国土地资源保护和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最……优制度，应该努力加以完善！在笔者看到到的论证文章中，四川大学副校长杨继瑞先生的大作《构建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再思考》（以下简称《再思考》）一文的观点可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全面、深入、详细，尤其是大作将土地储备制度赋予“战略意义”并归纳出“10个有利于”，使人读后有醍醐灌顶，矛塞洞开之感！
以杨先生之尊，笔者本不敢造次；但由于对此制度注目良久，兼在实践中时有接触，故产生一些浅见，在此叙成，权借杨先生的大作顺水行船，以壮声势罢了！
《再思考》用10个有利于论证了土地储备制度的“战略意义”。笔者看来，这“10个有利于”，又可以总结概括为四点：第一．有利于保护耕地；第二．（城市）政府取得巨额土地收益；第三．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得以加强；第四．国有土地资产的发展权得到保障。
一．有利于保护耕地？
关于第一点，《再思考》认为“…城市周围可供征用的农地已经十分有限…必须充分合理利用城市存量土地…实现由‘增量调节为主’向‘存量调节为主’转变…”。
笔者认为，以上论述与耕地保护及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必要性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首先，“…城市周围可供征用的农地已经十分有限…”，想来杨先生绝不会无知到真的认为城市周围已经没有土地可供利用了。因此，“十分有限”，显然是由于日益强硬的耕地保护政策使“增量”征地越来越困难。故必须“利用城市存量土地”。
既然如此，一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是成功的，又何必硬要赋予土地储备制度以保护耕地的“战略意义”呢？（至于该制度对耕地保护而言是否锦上添花，恐尚难以确定）另一方面，土地储备的意义也就只剩下“盘活存量土地资产，防止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的主调了。
其次，对于“盘活存量土地资产”，从我国土地制度及其运作的结果来看，城市存量土地的形成有两个来源：划拨给用地单位无偿使用的土地和出让给用地单位有偿使用的土地。
1990年国务院55号令出台以前，包括工商企业的经营性用地也是无偿划拨的；而在此之后，基本上只有国家及军事机关用地和公益设施用地等六类土地才可以划拨，其他均须通过有偿、有期限的出让获得。明显的事实是，出让土地的使用年限最短也是40年。因此，90年后依法出让的城市土地，到储备制度产生时，应该说都是期限未到而“名花有主”的，显然不能成为“需要盘活的存量土地”。因此，目前所称的城市存量土地，只包括①划拨给国有企业但其不能有效利用而形同闲置的的土地；②受让单位违法闲置（超过2年未投资开发）的土地。（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看，未来应该还有出让期限界至的土地及用地单位失去划拨条件或不再使用的划拨土地两种）。
在上述存量土地中，第①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由于缺乏解决问题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由于关系复杂，利益主体众多，解决成本会相当高；至于第②种，现行法律法规对其将来的结局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依法收回。如此看来，土地储备制度仅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出现的措施。当然从长远看来，或许它还会为出让期限界至的土地及用地单位失去划拨条件或不再使用的划拨土地提供回到市场的途径。
分析至此，又怎能将土地储备制度的意义提高到耕地保护的高度呢？
最后，《再思考》认为“城市土地闲置十分严重”，并称这是由于“城市土地供应和管理机制存在缺陷”。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如果充分利用了城市闲置土地，就可以不征用农业用地，客观上具有耕地保护的作用。姑且存之。
城市供地机制究竟存在何种缺陷，杨先生未予明言。依笔者愚见，这个“缺陷”就目前的建设用地土地制度而言，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出让的土地被违法闲置（超过2年）而政府部门未依法予以收回；二是对依法收回的土地（包括划拨给国有企业但其不能有效利用而形同闲置的土地）缺乏具体处理措施。由此可知，该制度的完善似乎需要考虑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制订收回土地的具体可操作性措施，二是该措施中应体现出对执行者的激励。
那么土地储备制度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了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回土地的具体措施”仍然在完善当中——储备制度只是解决了收回的土地怎么处理的问题，而具体如何收回则少见规定！奇怪的是，缺乏具体规定并没有妨碍其在实践中被有效的执行。原因何在？ “增加财政收入，筹集城市建设基金”——由土地收益形成的“第二财政”激励机制正是目前的积极局面的根本原因。看来，不是政策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政策的执行是否有利于决策者获得经济利益的问题——决策者们可以用运土地收益大肆推进城市建设，创造城市繁荣的同时给自己树立政绩形象。（这也是《再思考》所充分肯定的第二个有利于）
二．（城市）政府取得巨额土地收益的意味：
如上所述，促使政府下决心严格执法收回闲置土地从而客观上有利于保护耕地的土地储备制度，因为有利于政府敛聚巨额建设资金而使其被迅速贯彻并推广了。
然而，第一．给予政府部门经济利益从而刺激其执行制度的积极性，这样的积极性很快就可能走向制度设计的反面——
《再思考》承认：“城市旧城改造项目大多占地面积较大，拆迁量也较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其中”。这实际上是说，存量土地实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的成本相当高。该部土地要纳入储备范围，政府必须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与通过征用农地相比，受利益驱动的土地储备部门无疑会尽可能的选择增量征地。当然，也许你会说，城市存量土地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可以买个好价钱！是的，不错，它可能会买个好价钱——但被拆迁居民的安置呢？难道不同样需要给他们提供安置用房的土地吗？而且，既然原来的土地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当该地块上的居民被异地安置后，他们当然有权要求比原居住房屋更大的安置房屋以补偿失去的地理优势，这将使增量征地不可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政府取得巨额土地收益可能成为土地储备制度得以执行（这于原有的闲置土地收回制度形同虚设相比，确实是一种制度设计技巧的成熟）的动力，但这一制度无论如何是与耕地保护无关甚至有害的制度。（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可以通过统计当前各地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数量，看其中市郊增量储备土地与收回的存量储备土地究竟哪个多？）
第二．政府的超额土地收益是房地产开发成本增加的根本原因。
《再思考》指出，土地储备制度建立后，“城市政府能够完全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土地……按照城市政府土地年度供应计划并运用市场机制出让和出租……”。
笔者以为，正是此种政府凭借其权力维持的市场垄断行为人为的抬高了房地产开发的成本！
众所周知，商品房开发的成本主要包括三大块：土地使用费（也就是土地出让金，内含征地或拆迁安置等土地开发费用）、建安成本及相关税费。在三大块成本中，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均属可变成本，不同的是建安成本发生于完全竞争的市场领域，由此形成的竞争均衡使建筑企业极难单方面提高供给价格；税费由于系外在成本，不会推动开发成本的上升；只有土地使用费这一房地产开发的内在可变成本，当市场处于只有一个供给主体的垄断状态时，需求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使得交易标的的价格一定程度上背离价值，从而推动房地产开发成本的提高！
另外，土地资源天然的稀缺性以及其对于开发商来说严重缺乏的可替代性，使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几乎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超额利润的效能。
第三．高昂的土地成本将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如上所述，房地产开发的三大成本中，当开发商的其他开发成本不变而只是获取土地的成本增加时，为保证获得预期利润，在建筑容积率等受规划所限的情况下，开发商无疑会选择附加值较高的高档房屋进行开发，以降低单位房屋面积所承载的土地成本；同时，就消费者的消费取向来讲，由于土地只是购买对象即房屋的载体，且其价值必须通过房屋才能显现，因此，同样价值的土地上建设的房屋，高档产品必然会比抵档产品更受追捧。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苹果的又一个例证②。两厢契合，房地产市场将呈现高档房屋建设和销售的热潮，而真正能够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市场，将没有开发商愿意进入！
不幸的是，土地资源的垄断-竞争态势导致土地向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积聚，由此形成的产品市场的垄断将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
第四．解决畸形市场的划拨土地政策进一步使市场竞争秩序趋于混乱。
当公共政策使本应多元化发展的市场被扭曲后，只有新的公共政策才能重新从外部解决这种所谓的“市场失灵”。
高档商品房市场的发烧与低档市场的感冒必然使政府处于尴尬和危险的处境，但显然无法用道德说教或是法律强制来迫使开发商们放弃高端市场所能获取的最大利润。因此政府的选择只有两种：放弃先前政策或是用新的政策来竭力“纠正”“失灵”。
前者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后者对与我们的政府来说基本上属于驾轻就熟，习惯成自然的选择。措施就是开政策的口子：为低端市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提供无偿使用的划拨土地。
应该承认，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无偿划拨土地的政策在土地储备制度推行以前早就存在了，因此很难说这是政府对土地储备制度后果的先知先觉并进而采取的“纠正”措施。但正因为此，该政策的存在对于土地储备制度造成的后果将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土地供应源出多头的情况下，尚且存在低档房屋的供给不足以至于需要政府干预，那么在封堵了其他土地供应渠道后，低档房屋的供给当然会更加短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对划拨土地的需求将会更大；另一方面，这种供地方式又会成为土地储备制度的排气阀而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遗憾的是，此种矛与盾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但使得扭曲的市场长期不能恢复正常，同时也抵消了两种政策设立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影响（由储备制度得到的巨额收益又因无偿划拨而被抵销了）；更令人沮丧的是，由政策造成的土地供给差异必将使新的土地灰色市场得以形成——对更高经济利益的追逐将激励得到划拨土地的开发商竭力改变原来的规划（这在过去、现在都并不鲜见），从而形成新的腐败并使市场竞争秩序趋于混乱。
三．土地储备：是参与还是调控？
在经济学上，土地被冠之以财富之母的尊位，各国均有严格的制度对这位伟大的妈妈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保护（也可以说是管制）。正如《再思考》所总结的，政府“通过土地的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农地转用和农地征用的审批权、土地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以及制定土地税费政策等手段来实现”“宏观调控作用”。
如果说上述保护措施体现了政府对土地使用的调控职能，政府扮演的是市场的裁判者、守夜人的角色，那么土地储备制度就是政府抛开调控者的定位，直接介入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以谋取市场利益的参与者了。事实上，该制度设计与长期实行的福利分房制度很容易靠拢——当制度运作的后果使政府感到必须更加严格的管制市场时，只需关闭土地供应之门，用储备起来的土地自行建设或是招标建设房屋，然后按某种规则（当然可以是超经济的）分配，就又回到了福利住房时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岂至是能够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简直可以说捏住了市场的命根子：想让它存在就存在，想灭亡它就灭亡它。这恐不是历经艰辛想要得到的改革结果！
四．国有土地的发展权：
关于这一点，《再思考》认为“土地储备制度有利于保护国有土地资产的发展权”，并进而指出“土地的发展权归社会公共所有”，笔者对该论断颇感困惑。
土地发展权是什么呢？这种权利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问题，《再思考》没有定义，笔者愚钝，亦觉难以把握，更不敢妄加猜测；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再思考》 “我国土地的发展权尚未真正得到体现，土地增值被掩盖在房地产增值中，其结果是本应由社会公共所有的部分增值收益流入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口袋，从而加剧了社会收入的不合理分配” 的说法，可以看出，一方面，作者似乎认为土地发展权主要体现于土地增值利益，另一方面，土地增值利益如果归开发商（也就是归私人），这种状况在道德上是不公平的！
如果说土地发展权主要体现于土地的增值，那么实现土地增值的最大化当然就是最大程度的保障其发展权了。土地储备制度的施行是否有助于实现土地增值的最大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