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我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我省科学技术事业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山西省人民政府只设立一项省级科学技术奖－－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以下简称省科技进步奖）。
山西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不再设立其它科学技术奖。
第三条 省科技进步奖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鼓励科学技术创新，鼓励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加速科教兴晋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
第四条 山西省人民政府维护省科技进步奖的严肃性。
省科技进步奖的推荐、评审和授予，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条 省科技进步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发明、技术开发、重大工程建设、推广应用先进成果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及在上述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或者组织。各级政府行政部门不得作为候选单位参加省科技进步奖的评选活动。
第六条 省科技进步奖是政府授予公民或者组织的荣誉，授奖不作为决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法律依据。
第七条 山西省人民政府设立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根据评审工作需要，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若干专业评审委员会，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省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
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不超过3年。
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省科技进步奖评审的组织工作，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省内社会力量设立面向本省的科学技术奖，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报科学技术部备案；设立面向全国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学技术奖，由科学技术部审批登记。具体办法遵照科学技术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社会
力量经登记设立的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奖励活动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省科技进步奖的设置
第十条 省科技进步奖包括以下内容：
（一）科技功臣；
（二）应用研究；
（三）成果推广和产业化；
（四）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第十一条 科技功臣授予下列科学技术工作者：
（一）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
（二）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
第十二条 应用研究授予在技术发明、完成重大工程、重大技术创新、技术开发和完成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下列公民、组织：
（一）在实施技术发明项目中，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
此款所称重大技术发明，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是指该项技术发明为国内外首创，或者虽然国内外已有但尚未在国内外各种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也未曾公开使用。
2、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是指该项技术发明与国内外已有同类技术相比较，其技术思路有创新，技术上有实质性的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主要性能（性状）、经济技术指标、科学技术水平及其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和意义等方面综合优于同类技术。
3、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是指该项技术发明成熟，并应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且直接关系到人身和社会安全的技术发明项目，如动植物新品种、药品、食品、基因工程技术等，在未获得行政机关审批之前，不得申报省科技进步奖。
（二）在实施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公民、组织；
“技术开发项目”是指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完成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产品、技术、工艺、材料、设计和生物品种及其应用推广。
（三）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公民、组织；
“社会公益项目”是指在标准、计量、科技信息、科技档案等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自然资源调查、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治等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应用推广。
（四）重大工程项目授予在完成重大工程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保障工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重大工程项目”是指列入国家或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综合性基本建设工程、科学技术工程。
第十三条 成果推广和产业化授予在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完成重大工程、计划、项目，并有创造性贡献等方面的下列公民、组织。
（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推广计划等项目在实施中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内容，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的。
（二）在农村技术承包工作中，消化、吸收、引进了新的技术，在实施中技术推广难度较大，并有所创新或发展，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
（三）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形成了产业的主导技术和名牌产品，或者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装备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加行业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推进了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并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
第十四条 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的公民。
此款所称重大的科学发现，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的；是指该项自然科学新发现为国内外首次发现，且主要论著为国内外首次发表，并在科学理论、学说上有创见，在研究方法、手段上有创新，以及在基础数据的收集和综合分析上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贡献。
（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是指在学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或者先进水平，对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有重大意义，或者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的；是指主要论著已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者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一年以上，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或者应用。
第十五条 科技功臣不分等级。应用研究、成果推广和产业化、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分一等奖、二等奖2个等级。
省科技进步奖每年奖励项目总数不超过200项。

第三章 省科技进步奖的推荐、评审和授予
第十六条 省科技进步奖每年评审一次。
第十七条 省科技进步奖候选人由下列单位推荐：
（一）省辖市、地区行政公署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二）山西省人民政府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
（三）中央驻晋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业；
（四）经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第十八条 推荐的单位限额推荐省科技进步奖候选人；推荐时，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价材料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的项目，可以按项目所属专业领域向国家有关部委设立的部级科学技术奖推荐。
第二十条 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推荐材料的受理工作。在受理推荐项目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评审费。
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初审。对审查合格的材料，提交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专业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二十一条 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专业评审委员会向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提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建议。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根据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专业评审委员会的建议，作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决议。
第二十二条 省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评审结果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向社会公布，征求公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异议期30日。
第二十三条 科技功臣的奖励报请省长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应用研究、推广和产业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奖励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四条 科技功臣的奖金数额为50万，其中部分属获奖者个人所得，部分由获奖者用作科学研究经费。
应用研究、推广和产业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奖金数额为：一等3－5万元、二等1－2万元。
省科技进步奖的奖励经费由山西省人民政府财政列支。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剽窃、侵夺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省科技进步奖的，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代表省人民政府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六条 推荐的单位或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省科技进步奖的，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省内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面向本省的科学技术奖的，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省内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面向本省的科学技术奖，在科学技术奖励活动中收取费用的，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所收取的费用，并处以所收取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第二十八条 参与省科技进步奖评审活动和有关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推荐，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从省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中择优选取，予以推荐。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由山西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1999年12月27日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