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伊利挺住！

王瑜


亨氏控股的一家以色列合资公司被迫召回其出品的人造婴儿奶粉，这种奶粉被怀疑与三名婴儿的死亡和10名儿童患病有关。雅培4款瓶装婴儿液态奶产品由于所含维生素C未达到产品标签上所示含量，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要求召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2006年紧急召回“问题奶粉”美赞臣，称婴幼儿若服用该奶粉，会将金属颗粒吸入咽喉或肺部，容易导致体内呼吸系统和咽喉严重受损。北京检验检疫局查出惠氏爱尔兰工厂生产的“学儿乐”奶粉亚硝酸盐含量超标。双城雀巢有限公司生产的雀巢牌金牌成长３＋奶粉，元素碘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要求……当我们讨伐国内的“问题牛奶”时，我们被一时的愤怒遮蔽了理性的目光；当我们的妈妈们去香港抢购国外品牌的奶粉时，她们忘记了即使是国际著名品牌的奶制品同样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奶粉事件对我们乳品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三鹿要被收购了，而作为行业的龙头老大蒙牛和伊利也是损失惨重，甚至传出蒙牛可能被恶意收购的消息。乌云不可能永远遮蔽草原上的太阳，危机也不会始终将中国奶业缠绕。人们不会因为吃饭噎着而不再吃饭，也不会因为牛奶出现问题而不再喝奶。尽管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奶业重新崛起，既然恶狼进入了羊圈，就不要指望它轻易就走开，我们需要去驱赶。这次由三鹿奶粉引发的牛奶质量问题，暴露出我国的食品安全质量保障体系的缺陷，这个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来解决，我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世界承诺在一到两年内解决。我们的生产企业不能消极等待“暴风雪”自行停歇，更是要努力寻求解决之道，走出危机。

树立一个品牌并不难，蒙牛只花了几年时间就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守卫一个品牌却很难，我国很多著名的品牌如“三株”、“爱多”等迅速崛起又迅速的陨落，像是流星划过长空，只留下短暂的光芒。企业家们都有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树立国际大品牌，做百年老店，让品牌长久的流传。但纵观国际大品牌，无一不经过各种危机的历练，甚至可以说，大危机造成大品牌，没有经过大危机的品牌就不可能成为成熟的大品牌。此次问题奶粉事件，对国内的奶业大品牌而言是重大的危机，也可以看成是重大的机遇。挫折使人成长，危机也让企业得到历练，蒙牛和伊利尽管在国内是最为著名的两个奶业品牌，但其实他们都很年轻，没有经历过大的危机，如果能通过这次危机加强自身的修炼，那么将变得更加成熟，离国际大品牌的梦想又跨进了一大步。

品牌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千百个答案，不同的行业都会从自己的行业角度去诠释。我国的企业只注重品牌的知名度，以大的广告投入，从传播的角度去推广商标/品牌，而不注重丰富商标的内涵，不练内功，倚靠什么“中国名牌”、“质量免检”等虚名装点自己，造就我国品牌的“气球效应”，气球可以被迅速地吹大，看起来很庞大、很光鲜，但是气球越大越容易爆破，一点小小的危机都可以致其为死地，因为缺乏内涵，所以顷刻间就化为泡影，甚至祸及企业，就像南京的“冠生园”一次陈年的月饼馅事件，直接导致该企业的倒闭。2008年6月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到要“引导企业丰富商标内涵，增加商标附加值，提高商标知名度……”，首次为品牌框定了大致范围，蒙牛的牛根生说“大品牌要负大责任”，为品牌做了更为准确的定义：“品牌就是责任”。

据说三鹿在问题爆发前就已经知道其奶粉中有毒，但是三鹿采取了隐瞒真相做法。这种做法非常的糟糕，在电报发明以前，消息的传递速度只有人腿快，传递的范围也走不出多远，在互联网时代，消息的传递速度等于光速，我们再也无法将消息封闭在一个小范围里，短瞬间就迅速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三鹿因为不想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最终整个企业以及每个员工都要为此负责，其负责人恐怕要承担刑事责任。当著名冰激凌品牌“哈根达斯”被曝光质量问题时，其实是来自一个举报电话，称发现一个假冒“哈根达斯”的加工厂，该加工厂无牌无证、卫生环境一塌糊涂的地下作坊，该作坊供应着深圳哈根达斯全部5家店的货源。按照“三鹿”们的思维完全可以顺势咬定该加工厂是假冒的，但是哈根达斯却坦承这个加工厂是自己的，这就是责任。哈根达斯向消费者深表歉意，将深圳各分店的冰激凌蛋糕下架封存，并决定永远关闭出问题的“厨房”。哈根达斯关闭问题厨房，同时接受退货，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消费者、公众、政府和媒体的认可，后来其产品经过大范围抽检显示无质量问题，消费者信心渐渐恢复，使其顺利度过了这次品牌危机。

蒙牛的牛根生在处理奶粉危机的公司内部会议上说：“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蒙牛没有将责任推脱给奶农，坦诚公司以及公司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没有以“不知道”来推卸责任，认为“不知道”这三个字绝对不能成为自我开脱的理由。在责任面前，蒙牛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对于3个批次的问题奶粉，干净迅速地全部召回。对因食用问题奶粉而造成身体疾患的消费者，将按照国家标准双倍赔偿，今后五年内查出由此造成的疾患负责到底。蒙牛还郑重承诺，为了做到对消费者坚决的、彻底的、全面的负责任，将委托国家及地方相关检测机构，对蒙牛所有产品进行全面检测。为了承担责任，蒙牛人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

好个“大品牌大责任”，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根源在于企业制造问题食品，以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获利手段却可以不用负责任。蒙牛、伊利选择了承担责任，而且作为大品牌自愿承担大责任，采取了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并且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所以不管目前多么困难，蒙牛、伊利请挺住，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度过危机，并且通过这次危机成熟成为国际大品牌，历经百年而不衰。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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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一案中先为一被告人辩护，该被告人被另案处理后，又接受了同案另一被告人委托——

本案中应否准许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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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因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后，戴家明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在随后法院开庭审理中，杨泽万出庭为戴进行了辩护。开庭审理后，公诉机关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不久，公诉机关再次将该案向法院起诉，没有再起诉戴家明，但在指控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犯非法运输枪支罪的同时，起诉书中也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并注明已对戴家明另案处理。法院立案后，杨顺伟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关于应否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在本案中，律师杨泽万在已经为戴家明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再为与戴家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杨顺伟辩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一案经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再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已是立的另一个案号了，况且公诉机关也未再起诉戴家明，这就说明在法院受理的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非法运输枪支一案中，戴家明已经不再是本案中的同案被告人了。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与为戴家明辩护是在两个不同的案件中的行为，没有违反“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因此，法院应当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法官析案?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关键是在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的不同理解所致。导致出现上述后一种意见的根源就在于混同了刑事案件中的“同案”与“同案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定称谓，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被称作“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人是指因共同实施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的被告人，是绝对不能以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立的案号是否相同来认定的。对于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同案的被告人公诉机关没有或者根本不可能同时起诉到法院审理，由于时间有先后，法院在审理这些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时所立案件的案号肯定是不相同的，倘若因案号不同而认定不是同案被告人，岂不是大大放纵了共同犯罪吗？这也是与我国刑法有关认定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的。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中，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就已指控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四人系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而此时律师杨泽万接受被告人戴家明的委托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已经决定了律师杨泽万作为一名辩护人不得再为这个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三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中的任何一名同案被告人辩护。虽然公诉机关撤回了起诉，但无论是在任何时候再向法院起诉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起诉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都不能否定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系公诉机关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实际上公诉机关在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虽然只列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为被告人，但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将戴家明另案处理而已。律师杨泽万在明知自己已经为戴家明进行了辩护的情况下又接受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同案被告人杨顺伟的委托为其辩护，已经违反了“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所以，法院不应准许其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刑事案件不能简单以法院受理案件的案号来区分是否是同案。一件刑事案件通常都要经历侦查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等阶段，法院的审判仅仅是一个阶段而已。即使是法院对一件刑事案件的审判?也有可能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但实际上审的都是同一件刑事案件。因此? “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应该在法院审理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适用。本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适当的限制。不仅仅是在法院审理阶段有这个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有类似的规定：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共同犯罪的案件，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辩护。”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限制，允许一名辩护人可以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就必然会至少损害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从而侵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文规定，目前还只能用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及行业规范来对此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