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 等


龙胜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4月12日龙胜各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7年7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发挥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和《龙胜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规定，结合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的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县境内从事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开发利用、经营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县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强化自治县森林资源的管理，搞好多种经营、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
第四条 自治县林业局是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辖区内的林地及林区内野生动物和植物的森林资源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内林业项目的考察、设计、管理和实施。
自治县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制定辖区内林业长远规划和造林、护林管理工作。
乡（镇）林业工作站在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法管理辖区内的林业工作。
第五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实行造林绿化目标责任制，负责组织督促检查造林工作。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规定完成年度采伐林木迹地更新造林任务。凡不完成当年更新造林任务的单位、个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安排其下年度木材采伐指标。
进行残次林更新改造造林的，必须经当地村民委员会同意和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设计。
第六条 每年三月为自治县植树造林月。
植树造林月期间，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学校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自治县各民族公民应按国家规定积极完成义务植树造林任务。凡年满十八周岁至六十周岁的男性公民，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女性公民，除病残者外，每人每年应当义务植树3株以上。不完成义务植树任务者，应交纳义务造林费。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合理调整林种结构，进行残次林更新改造，优先森林资源，使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比例趋于合理。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按照统一规划，投资造林或者合作兴办股份制林场、苗圃和果园，谁投资谁受益，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在项目、技术、资金上优先扶持高山、半高山地区群众造林和开展林业多种经营。
在自治县境内的国有林场要在种苗、技术方面技术当地群众发展林业生产，进行生产建设优先雇请当地社会劳力。
第十条 自治县建立林业发展基金制度。林业基金的来源：
（一）自治县按规定收取的按比例留用的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林业保护建设费；
（二）自治县、乡（镇）财政预算中林业专用资金；
（三）自治县森工企业按规定提留用于营林的资金；
（四）银行贷款；
（五）农业开发基金中用于造林绿化方面的资金；
（六）扶贫资金和城乡建设费中用于林业方面的资金；
（七）森林资源受益部门交纳的水源林管护费和森林资源补偿费；
（八）林业有偿使用回收资金；
（九）林业及其他部门用于发展林业的培训费；
（十）其他有关收入。
林业基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的监督。林业基金的使用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规划，经林业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审批。
第十一条 自治县境内的林地分别属于国家、集体所有。
自治县境内林地的所有权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确认。
自治县境内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林地依法确认给单位、个人开发、经营、使用，也可以转让、出租。
林地使用权一经确认，当事人应申请办理权属手续，使用期满，林地使用权仍归林地所有权者。
转让、出租林地，必须经当地林业工作站核实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签署意见，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到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转让、出租手续。转让、出租需要延期的，应当办理延期手续。
第十二条 自治县境内的林地应当按照自治县林业总体规划使用，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需要改变的，必须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征用、占用林地的单位、个人必须向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审核批准后，发给使用林地许可证，凭使用林地许可证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征用、占用林地手续。并依法向有关部门支付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林地安置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等。
在有林地开矿、采石和进行经营性取土的，办证前必须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按指定地点进行生产、并负责生产后的林相恢复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县境内的森林、林木分别属于国家、集体、个人所有，其权属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国有林场、花坪自然保护区、水源林保护区、温泉森林公园保护区中非集体或个人使用的林地上的森林、林木以及其他未划归集体、个人使用的林地上的森林归国家所有；
（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国有林场除外）等单位投资或者合作投资兴办的林场、苗圃、果园以及在其使用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归单位所有；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所有的林地或者按照统一规划在林地上营造的林木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四）城乡居民在其住宅用地范围内或者承包经营的山地、自留山以及经营批准的林地上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五）村寨中的古树、风景树属村寨集体所有；
（六）县城和乡（镇）所在地绿化种植的树木和公路路树，属国家所有，国家机关 学校、企事业单位环境绿化种植的树木，属种植单位所有；
（七）义务植树造林的树木，归林地所有权者所有，双方有协议的，按协议确定。
第十四条 单位、集体、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转让、抵押、个人所有的林木可以馈赠。
转让、抵押或者馈赠林木的，由林木所有权者提出申请，当地村民委员会和林业工作站负责调查核实，经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到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林木权属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 发生林地、林木权属纠纷，按下列权限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者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发生的林地、林木所有权争议，先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处理。
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或者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先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职能部门处理。
县际间林地、林权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上级行政机关处理。
对人民政府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林地、林权争议未解决前，争议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占有争议的林地，不得砍伐争议林地上的林木。
第十六条 自治县坚持森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在上级批准给自治县五年森林的采伐限额内，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场需求和自治县实际，负责安排年度木材采伐计划，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自治县计划部门根据自治县年度木材采伐计划分解下达各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
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县人民政府下达的采伐指标，按森林资源分布状况，负责分配到各村民委员会和农户。
第十七条 单位、集体、个人采伐林木必须申办采伐许可证，严禁无证采伐。
成片采伐林木，由当地林业工作站负责审查，报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施行。
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得重复使用，不得伪造、买卖和转让。
第十八条 单位、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林木因各种灾害受损，需要砍伐出售的，由林木所有者提出砍伐申请，经当地林业工作站核实，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列入自治县年度砍伐限额指标。
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薪炭材和在林木生产中带出来的短小材、炼出材，可以进行深加工，不列入当年采伐和销售指标。
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中、幼林抚育间伐的木材，自治县可以自行加工和销售，不计入年度主伐指标。
按照林种结构调整整体规划需要砍伐的林木，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砍伐计划，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列入自治县年度采伐限额。
第十九条 林农申请年砍伐自用材，在上级下达的自用材指标内，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砍伐量在二立方米以内的，由林农所在村民委员会审批；
（二）砍伐量在二立方米以上至十立方米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批；
（三）砍伐量达十立方米以上的，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城镇基建用材由自治县计划部门统一编制计划，基建部门凭计划到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调材手续，任何建设单位不得擅自收购基建材。
增殖业用材、烧材、工副业用材，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每年根据森林采伐限额和各乡（镇）需要，将采伐指标下达各乡（镇）和有关单位，不能突破采伐指标。
乡（镇）、村因架桥铺路、修建校舍等公益事业建设需要砍伐林场林木的，由林场所属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申请，经当地林业工作站核实，报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鼓励集体、个人利用本地森林资源优势，发展多种产业和林产品深加工企业，提高竹木利用率和林业经济效益。
凡在自治县境内兴办以竹、木为原料进行加工的企业，其所需原料必须由自治县计划部门统一计划，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引进外资兴办以竹、木原料加工为主的独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自治县给予优惠，具体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生产的木材由林业部门收购，多家销售，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林区直接收购木材。
竹子生产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第二十三条 经营加工木材、竹子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发给竹木经营（加工）许可证，由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发营业执照，方可开展竹木经营加工。
第二十四条 乡（镇）、村因自筹资金架桥铺路、修建校舍等公益事业建设砍伐乡（镇）、村林场的木材以及群众为公益事业捐献的木材，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自行对外销售。
第二十五条 在自治区境内运输木材、竹子和柴、炭、松香等林产品以及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运输证；运出区外的，按上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和火灾的防护工作。严禁毁林开荒、盗伐滥伐林木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维护生态平衡。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检疫工作，研究、指导林农实用有效的防治技术。
发生森林病虫害，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谁经营、谁受益、谁防治的原则，及时组织除治，防止蔓延。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实行全年为森林防火期。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四月三十日为全县森林特别防火期。
特别防火期间，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划定森林防火戒严区，发布森林防火戒严公告和宣布戒严。自治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森林防火指挥分部负责辖区森林防火的组织和检查，实行森林防火汇报制度和值班制度。
自治县森林防火指挥部、乡（镇）人民政府和森林防火指挥分部以及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要对干部、群众和学生进行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各族人民森林防火意识。
自治县各族人民都要遵守林区野外用火制度。野外生产用火实行县、乡（镇）、村民委员会三级审批制。
进入林区或者旅游区的游客，必须自觉遵守当地森林防火制度。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森林火灾必须立即扑救，并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森林防火部门。
当地人民政府或者防火指挥部接到报告，必须立即组织当地军民扑救，同时报自治县森林防火指挥部。
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迅速赶赴火灾发生地，投入扑救。
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牺牲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或抚恤。
第三十条 自治县境内的花坪自然保护区、建新候鸟自然保护区、矮岭温泉和已划定的福平包、西江坪、锅底塘、南山、代营山、平也水源林、水寒山、大花冲、翁古山九大片水源林保护区，实行重点保护管理，全面封山育林。
因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视片等活动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单位、个人，必须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的各种规章制度。
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必须遵守自然保护区的有关规定。
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置的旅游服务机构和进入自然保护区旅游的游客，必须遵守保护区的各项规定，搞好环境保护，防止污染和公害。谁污染谁负责治理，并对制造污染的责任人给予一定的处罚。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境内严禁放浪牛羊。新造林地、封山育林区严禁放牧。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境内属国家、自治区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捕猎、采集、收购、出售。
因展出、饲养、繁殖等特殊需要在自治县境内捕猎、采集动、植物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向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交纳资源保护管理费，按指定地点限期限量捕猎和采集。
饲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在自治县境内捕猎属国家和自治区级保护的野生动物作为种源的，除按本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手续外，繁殖发展后，应按捕猎物种数量放归原捕猎区。
饲养、繁殖属国家、自治区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和对其进行加工、出售、运输的单位、专业户，必须办理审批手续，领取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利用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境内的风景林、珍稀树种、名木古树，任何单位、个人不得砍伐、出售。因更新需要砍伐的，必须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推广省柴灶和以煤、电、沼气、太阳能等代柴，严格控制薪炭林消耗。
第三十五条 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县林区设立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木材运输工作，制止木材运输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宣传和执行林业法律、法规、政策成绩突出的；
（二）在造林绿化发展高效林业等方面成绩显著者；
（三）连续五年未发生森林火灾的乡（镇），连续八年未发生森林火灾的村、场以及在扑救、检举、制止森林火灾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四）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减少森林资源消耗成绩突出的；
（五）坚守岗位，廉洁奉公，依法把好木材运输检查关成绩显著的；
（六）节柴改灶、降低生活烧柴消耗成绩显著的；
（七）保护野生动、植物成绩显著的；
（八）防治森林病虫害成绩突出的；
（九）在林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成绩显著的；
（十）在木材和其它林产品的经营、综合利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十一）对盗伐、滥伐、非法经营及运输木材、竹子和竹木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举、制止，或者在查处林业案件中同犯罪分子斗争有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下列各项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乡（镇）人民政府，乡（镇）林场领导在任期内，对本地森林资源保护措施不力，盗伐滥伐严重，导致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发生森林火灾，不积极组织群众扑救，造成损失，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行政处分。
（二）盗伐、滥伐森林和林木未构成犯罪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滥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或交纳相应的造林费用，并处以违法所得五至十倍罚款。
（三）采用挖根、采枝、摘叶、剥皮等方式毁坏林木的，视其情节轻重，按盗伐或滥伐林木论处。
（四）发生山林火灾，损失轻微的，责令失火者赔偿损失，并责成限期完成造林更新。
（五）非法捕猎、采挖和收购、运输国家、自治区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六）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无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没收所采伐的全部木材，并处以木材价款一至二倍的罚款。
（七）无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收购、加工、销售木材或者收购的木材无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没收其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金额一至五倍的罚款。
无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及其林产品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所运输的木材及其林产品。
对承运无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的单位和个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国家工作人员和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受贿渎职放行木材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九）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不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责令限期更新造林，逾期不更新造林的，处以相当于所需造林费用一倍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办理。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出复议或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25日
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的思考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黎军

减刑、假释是我国在长期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是法院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法院在人员少、审判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办理了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为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行法院减刑假释工作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程序不规范、不统一、质量不高等问题。1999年，长沙市中级法院率先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听证审理，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发表监督意见；此后，全国部分法院也陆续推行裁前公示和公开听证。此举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司法行为，提高了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透明度，但并未从机制上解决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切实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探索减刑假释的司法规律，必须着手改革减刑假释的工作体制。

一、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性质研究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采取由监管机关（公安、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实施监督的工作模式。对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权力性质归属，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权力性质应纳入审判权范畴，理由是：1、刑法将裁定减刑假释权力赋予审判机关行使，且法院内部由具体审判庭负责审理此类案件，则此种权力当然属于审判权；2、减刑假释是对服刑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或方式作适当变更，应当也只能由法院作出裁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行政审核权，理由是：1、从刑事政策角度而言，减刑假释的目的在于促进罪犯改造，是一种行政奖励而非对原判决的改变，其实质为行政审批程序；2、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系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其单方面进行认定，无矛盾对抗的双方，不备诉讼的基本特征，不适用审判规律，不能说由法院行使的权力就一定属于审判权范畴。以上二种观点，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各地法院减刑假释的观念、做法和工作机制。
我们认为，必须对减刑假释的司法规律和工作特点进行分析，才能正确判断法院减刑假释的权力性质，对此，可以通过对裁定减刑假释与减刑假释建议权、审判权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结论。1、裁定减刑假释不同于监管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权。减刑假释建议权是监管机关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对罪犯进行考核、评议，然后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建议。建议权的行使，系由监管机关单方面提出，遵循行政管理规律，与行政权“主动性、单方性、强制性”等特征相符合，故减刑假释建议权应认定为行政权性质。而裁定减刑假释是法院对监管机关报请的减刑假释建议审查立案后再依一定程序进行审核，尔后作出裁定。该权力行使过程中，始终遵循司法规律，且强调程序优先原则，故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不应属于行政权。2、裁定减刑假释也不同于审判权。不能因为刑法将裁定减刑假释之权力赋予法院行使，就认为必然属于审判权，审判权以“被动性、居中裁判性”为主要特征，而法院对减刑假释进行司法审查，无矛盾对抗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与审判权相比较，裁定减刑假释更具有主动性和单方审查批准的特点，所以说，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与法院审理案件行使审判权虽然均遵循司法规律，但其权力运行机制并不一致，其权力性质归属亦不尽相同。
综上，我们认为，法院裁定减刑假释应属于审判权与行政审核权的有机结合，其权力性质应认定为司法审核权。

二、现行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遵循减刑假释案件司法规律设置相应机构
刑法和法院组织法未明确减刑假释属于具体何种审判职能，亦未确定具体由法院哪个部门行使。全国法院做法不一，但基本上将此职能附属于某一具体审判业务部门行使。近20年来，长沙市中级法院经过了由告诉申诉庭（现为审判监督庭）、刑事审判第二庭、刑事审判第一庭等部门行使减刑假释司法审核权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将其职能设置于哪个部门，都存在与该部门司法规律和工作机制不相适用之处。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遵循审判规律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强调中立裁判和程序对抗之特点，而裁定减刑假释则遵循司法审核规律，强调效率、程序公开、审核公正之特点。如将减刑假释审核职能设置于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同样的法官既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又对减刑假释案件作司法审核，必然会造成法官自觉去比较二类案件孰轻孰重，法官也明显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刑事和再审案件的审理中，这样很难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特别是，如果减刑假释审核工作与刑事一、二审案件审判业务同属一个部门负责，同一部门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又审核罪犯的减刑假释，司法意识也很难适应。此外，由于一个审核部门管辖多个司法业务，职责多、任务重，对减刑、假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亦无法及时作细致、系统的调查研究。
（二）现行法院审核减刑假释的工作机制不统一、不规范
现行法院审核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重大弊端之一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以及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的管理与裁定相脱节，法院只就监管机关提交的减刑假释材料进行公式化审核，其裁定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1、法院书面审核不规范。监管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建议后，法院主要适用书面审核，一般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罪犯一批，一批一批办，一个一个监管机关办”，法院基本未核实监管机关上报的减刑、假释材料的真伪，仅对所报材料反映罪犯明显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不予裁定减刑假释，据统计，近5年来，长沙市中级法院裁定不予减刑假释的案件，仅占所审理案件的0.3%。可以说，监管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对罪犯是否获得减刑假释，事实上具有决定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1）法院不了解罪犯的表现，仅凭监管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罪犯的改造情况，使法院对监管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书的审查流于形式，监管机关成为实质的减刑假释审核机关，这恰恰与监管的行政机关性质不符。同时也导致法院难以全面客观地作出公正裁定，而且透明度不高，容易引起社会对办案公正与否的猜疑。（2）法院这种“批发市场式的”办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以及减刑假释权利的享有者罪犯均没有介入，在程序上不健全。2、听证审核程序不规范。开庭听证审核较书面审核透明度更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避免了暗箱操作，既有效维护了罪犯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此举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但这种审核方式在运转过程中也存在问题：（1）法院人少案多，很难将精力全部集中于减刑假释案件的审核中，且减刑假释案件有季节性特点，此举给法院增加了许多工作量，影响到其他审判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法院对减刑假释申报往往不能及时作出裁定，更降低了减刑假释措施在改造活动中的直接影响力。因此，长沙市中级法院目前仅限于对假释案件采取听证形式，而减刑案件仍以书面审核为主。（2）由于欠缺统一可操作性的规范，现有的对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审核与完整意义上诉讼程序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各地法院各自为政，裁前公示如何具体操作、罪犯如何在法庭陈述、是否吸收有关案件的被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与减刑假释听证程序等不规范，办案的透明度并不彻底，案件质量在形式上虽有提升，但实质公平尚须进一步探索。
（三）现行法院审核减刑假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罪犯权利的保护
依据法律，获得减刑假释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但是，罪犯能通过什么程序主张其减刑假释权利？又能通过什么程序使自己的减刑假释权利在法院审核时得到保障？从目前减刑假释的全过程看，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管机关最能及时、全面地掌握罪犯的改造表现，对于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能否适用减刑假释最具有发言权，由其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是合理的。但罪犯个人主张权利，无任何必经的程序来保障，其不能申请减刑、对公示有效质疑、申辩等，也不能对减刑假释的裁定提出异议、申请复核、复议、申诉等。罪犯在减刑假释的全过程中，由于法院缺乏听取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无法有效保证罪犯的权利得到实现。对罪犯权利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

三、法院减刑假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减刑假释程序性规定较为原则，不具体
现行涉及减刑假释制度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部分中、高级法院也就此出台了一些可操作性的规范文件。总的来说，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减刑假释的对象、限制条件、实质条件和审核期限规定比较具体，实践中很好操作。但是，程序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适用何种程序、机构如何设置、工作机制如何规范等等，均未规定，导致各地法院操作不一。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过于原则性特点是导致实践中减刑假释程序工作机制不规范、不统一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部分法院和法官思想认识有一定偏差
　　部分法院和法官思想上认识的偏差也是导致减刑假释工作产生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认识偏差主要表现在：1、部分法院对减刑假释工作重视不够。部分法官甚至部分法院认为减刑假释案件只是公式化办公，认为其他案件比减刑假释案件更为重要，他们没有将减刑假释工作与司法公正与效率、司法为民等服务宗旨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减刑假释工作同样关系到法院工作的质量，同样是法院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各地法院对减刑假释的认识不统一。关于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权力性质是审判权与行政审核权的观点争议，集中反映为到法院工作中，主要表现为各地法院对减刑假释工作的做法不规范、不统一，做法多样，机构任意设置，忽视对罪犯权利的保护，此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3、部分法院改革创新意识不够。由于对减刑假释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法院和法官对办理此类案件积极性不高，欠缺改革创新意识，不会主动去完善减刑假释工作机制。

四、世界各国有关减刑假释的经验
1、美国。（1）美国各州州长有权对本州犯人的刑期实行赦免或减刑。美国总统对联邦罪犯有类似的权利。通常，由按法律规定任命的赦免委员会详细审查申请、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积极的建议。特别是在那些盛行死刑的州，人们往往要求州长对死刑犯减刑。美国的法律或传统中没有大赦。（2）美国由假释委员会(司法部下设假释委员会，没有法院的参与)决定是否对罪犯假释，各州均设有假释委员会，其成员由州长任命。假释委员会通常是一个大型假释机构的组成部分，该机构在罪犯获释出狱后对其进行监管。犯人在何时有资格获得假释属州法律权限。因此，各州的情况可谓千差万别。在法官只裁定最重刑罚的判决制度下，犯人可以在服完，譬如说，1/3刑期后获得假释的资格。假释委员会成员一般在狱中与有可能获得假释的犯人举行简短会晤。委员会通常对犯人在监狱内的改正情况感兴趣，但也不可避免地会考虑犯罪事实和犯人的前科。
2、日本。（1）减刑是日本刑罚“恩赦”制度的方式之一，由宪法规定，属内阁的权限，由内阁决定，经天皇认证，然后执行。（2）日本的刑法中规定了假释，由监狱长向“地方更生委员会”（行政机关）提出假释申请，该委员会须对行为人的人格、在监狱的表现、入狱前的生活方式、家属关系、其他关系等进行调查并进行审理，审理以会面为原则。
3、俄罗斯。（1）俄罗斯刑法规定了大赦和特赦制度，大赦由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作出，特赦则由总统决定，但该国没有减刑的规定。（2）至于假释，则明确由法院决定，并针对犯罪的严重程度和其他情况，规定经过不同的刑期才能假释。
4、台湾。（1）减刑为赦免制度四种方式之一，由行政院交主管部对减刑进行研议，总统最终决定。（2）台湾刑法第10章规定了假释制度，监狱报请法务部，由法务部决定是否假释出狱。
5、澳门。（1）澳门刑法对大赦、赦免及特赦作了规定，但未规定减刑制度。（2）当服刑已达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满六个月时，如符合下列要件：A经考虑案件之情节、行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于执行徒刑期间在人格方面之演变情况，期待被判刑者一旦获释，将能以对社会负责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属有依据者；及B释放被判刑者显示不影响维护法律秩序及社会安宁，法院给予被判徒刑者假释，但假释之期间相等于徒刑之剩余未服时间，绝对不得超逾五年，且实行假释须经被判刑者同意。
5、法国。法国的假释由司法部决定，执行法官负责监督执行。
6、德国。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德国的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决定，并通过聘任假释官来具体负责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
五、对解决减刑假释现存问题的思考
贯彻刑事司法政策，公正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不仅有利于促进刑罚目的实现，更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既然已明确法院裁定减刑假释属于司法审核权，就必须从减刑假释的规律着手，遵循司法程序行使司法审核权，不能以形式上的书面审和走过场式的裁前公示、听证开庭而放弃实质意义上的审核权；必须与审理刑、民、行政、审监等案件相区分，采取符合其规律的机制、体制来处理。因此，要使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走出困境，必须从工作机制上进行改革。
我们认为，改革减刑假释工作机制，将减刑假释案件从审判庭剥离出来，放置独立机构行使，有助于保障罪犯权利，维护监管秩序，有助于提高减刑假释工作的透明透和公正性，促进社会和谐。为了给未来修改法律提供经验，也为了解决目前法院裁定减刑假释工作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建议在减刑假释案件较多的部分中级以上法院试点，设立专门的“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配备专门审核减刑假释案件的法官，以提高审核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为与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协调，“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在类别上仍作为刑事（审判执行）庭，可称为“刑X庭”。

六、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的研究
（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具备完全条件
1、案件发展具备条件。1980年至1990年，长沙市两级法院审结减刑假释案件7505件；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后，因减刑假释案件均收归中级以上法院审理，长沙市中级法院的减刑假释案件的数据为：1998年2310件，1999年2364件，2000年2385件，2001年2582件，2002年3207件，2003年3806件，2004年5515件，2005年5656件，2006年达到6650件。从2006年的数据看，减刑假释案件占当年全部审结案件的59.83%。长沙地区现有执行机关13个，包括省属监狱、看守所6个，市属监狱、看守所4个，区县级看守所5个，2006年共关押服刑罪犯1.3万余名。近四年来，减刑假释案件由本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审核，减刑假释案件数量增长的同时，审判人员人数保持不变，2006年人均审核减刑假释案件475件，人均审结一、二审刑事案件16.5件，压力可想而知，如仍由刑事审判庭审核减刑假释案件，确实无法从机制上解决减刑假释案件的现存问题。
2、经验积累具备条件。因长期开展减刑假释审核工作，本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第二庭两个业务庭已相当数量的刑事法官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工作经验，现有干部力量加上适当的增编即可解决新建机构的法官员额。
3、与其他职能机关对口衔接具备条件。至2006年底，长沙市中级法院管辖地的监狱主管机关（省监狱管理局）、看守所主管机关（公安机关）、监所检察主管机关（检察院）均已设置了针对刑罚执行工作的独立工作部门。省监狱局设立刑罚执行处、省市公安机关成立监所管理处（支队）、长沙市检察院经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了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等，已形成配套工作机制，如长沙市中级法院无此职能对口独立工作机构，明显影响工作联系和协调。
（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的意义
1、有助于规范法院的减刑假释及关联性司法活动。过去将把减刑、假释案件划归普通刑事审判业务庭管辖，导致对这项活动的数据统计、信息分析、问题调研等多方面工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缓刑犯的交接、监督、管理、考察、评价，对财产刑的执行等存在诸多困难、漏洞、甚至空白，设立独立机构，有助于这一减刑假释及关联性司法活动予以规范。
2有助于开展法院的司法专业活动。减刑、假释审核工作既非刑事审判工作，也不属于审判监督程序活动，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编的规定，它完全属于专门的刑事执行程序；另外，把分属不同的各类刑事审判业务合属一个审判机构管辖，客观上易导致法官精力分散、思维混乱、业务不精的后果。设立独立的专门工作机构，是司法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有助于人民法院培养专家型法官和模范型审判组织，有利于形成专家型精英法官队伍，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要求。
3、有助于分解繁重的刑事司法工作任务压力和提高工作效率。如前所述，驻长13个执行机关年度关押服刑罪犯达13000余人；受司法文明进程、司法观念进步及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影响，年度减刑假释量已从8年前的2310人增长到6650人，往后可能仍将稳中有升；如此大的工作量仍然与刑事一审、二审案件合归一个业务部门管辖，显然压力过重；机制顺则事半功倍，机制阻则事倍功半。因此，实行这一改组也是提高刑事司法工作效率的需要。
4、有助于改革司法制度及司法工作机制。当前的刑罚执行及刑罚制度适用工作中尚有诸多缺陷和问题，已构成对犯罪预防、全面改造罪犯的制约因素。设立专门机构，有助于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有助于改革司法制度及司法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