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房屋建筑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86号


　　《浙江省房屋建筑白蚁防治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代省长　柴松岳
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



　　第一条　为加强白蚁防治管理，控制白蚁危害，确保房屋建筑安全使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的白蚁防治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白蚁防治，是指对新建(含改建、翻建、扩建)房屋建筑的白蚁预防处理和已建成房屋建筑的白蚁灭治。
　　第四条　白蚁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房屋建筑的白蚁防治和管理工作。
　　市(地)、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房屋建筑的白蚁防治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建设项目经依法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在项目设计时，将白蚁预防计划列入设计文件，预防费用列入工程预(概)算内(在不可预见费中列支)，并与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或房地产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持有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白蚁防治机构签订白蚁预防合同，缴纳白蚁预防费。
　　个人建房的，建房者凭依法批准的建房申请报告签订白蚁预防合同，缴纳白蚁预防费。
　　白蚁预防费的具体标准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报省物价、财政部门批准。涉及农民负担的，还应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第七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建房者凭白蚁预防合同向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八条　房屋建筑所有人和使用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已建成房屋建筑进行蚁害检查。发现蚁情，应当及时委托当地持有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灭治。
　　第九条　房屋建筑所有人和使用人应配合白蚁防治机构对已建成房屋建筑进行白蚁危害检查和灭治。
　　第十条　对白蚁防治机构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　白蚁防治工作人员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过上岗培训，取得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上岗证后，方可上岗操作。
　　第十二条　白蚁防治应当实行质量保证制度。质量保证内容及其期限，应当在合同中载明。
　　第十三条　白蚁防治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保证防治质量；建立防治竣工验收、定期回访复查制度，并将回访复查情况记录、登记，建档备案。
　　第十四条　白蚁防治药物的使用，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省白蚁防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第十五条　白蚁预防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发展白蚁防治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　白蚁防治机构应从白蚁预防收入中提取不少于20% 的资金作为复查费用，同时每年应从总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上缴省白蚁防治机构作为专项资金，用于全省白蚁防治与研究事业的发展。管理费的提取比例和使用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物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或房地产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建设单位和个人违反第六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补缴白蚁预防费；可以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白蚁防治机构对已签订白蚁预防合同并收取白蚁预防费的工程项目，未进行预防处理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三)无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单位承接白蚁预防工程的，责令其停止承接业务，可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行政处罚程序和罚款的收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白蚁防治机构和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白蚁防治、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一、法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林语堂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洞识道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几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不断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长期艰辛的努力。就其政治法律属性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即是法治化的过程，缺乏法治化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是缺失了政治核心构件的现代化，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法治化构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另一维度，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表征。法治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又共同构筑了“中国梦”，在这个承载了太多中国人太多想法的大目标中，现代化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

党的十八大用“两个百年”的目标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景，目标更加具体明确。现代化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中国梦”逐渐勾勒得清晰起来，现代化也因此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讨论法院现代化的问题，无疑是现实的、必要的、紧迫的，而又是意蕴长远的。法院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是司法对现代化的积极响应，是每个法院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要求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地区五市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强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将苏南地区建成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开放合作引领区、富裕文明宜居区和法治建设先导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苏南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江苏省南京市作为苏南地区的首位城市，市委早就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工作目标。“率先”的要求表明南京地区法院有条件也有责任加快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做中国法院现代化的先行者。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于去年提出“现代化、服务型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规划不谋而合，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对法治的呼唤，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平等、公正、公开司法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院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回应，构建现代化法院的任务也因而显得尤为紧迫。


二、以法治思维指导现代服务型法院建设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院工作同样离不开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法治原则同样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指导我们的构建。这是因为在构建服务型法院过程中有太多的可能、太多的诱惑导致我们迷失航向，违背法治原则。我们过去构建实践中的一些偏颇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偏袒一方的保驾护航、实际是服务于局部利益的服务大局、满足不当诉求的信访维稳，凡此种种，显然是对法治原则的背离，是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服务型法院必须纠偏的。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依法服务。所谓依法服务，就是要恪守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于法有据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职责范围内的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职能和服务保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法院只有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严守法律的底线，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党委、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严格依法服务的过程又是对法治原则的最好诠释，对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法院宪法地位，增强全民法治意识，都是百益无害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法治的确证。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还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其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司法的功能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一个个纠纷的解决中得以实现和彰显的，并由此衍生出司法的被动、中立、公开等特征。因此，办好每个案件、化解好每个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司法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基本样式。这是司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是司法的规律所在，也是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的法理所在。法院干警要做到讲政治、服务大局，最根本的就是要审理好自己手中的案件。我们务必树立执法办案是最好服务的观念，坚持以执法办案为基本的和主要的服务方式。唯其如此，我们的服务型法院建设才守住了法律底线，才体现了司法规律和法治理念的要求，才经得起法治思维的审视。


三、进一步彰显现代法院的服务功能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以自主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司法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司法者如何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公众关切，提升与社会的沟通能力，优化与社会和公众互动的效果也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议题。近些年来，法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司法便民利民方面的努力。以诉讼服务中心创设为代表的便民利民举措正逐步显示出积极效应，但诉讼难、诉讼成本高仍然是公众的普遍性感受。一方面，一些法院及少数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缺少对当事人应有的关切和必要的指导帮助，某些便民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诉讼程序专业化、技术化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公众参与诉讼的实际能力，在诉讼成为部分群众所不堪或不能的情况下，很难有理由让其对司法做出正面的评价。我们在建设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有必要找准着力点，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潮流，有针对性地整改、化解法院工作中的不足和难题，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进一步加大便民利民的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与社会沟通协调的工作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与公众渐行渐远的问题，从而不断拉近群众与司法的距离，不断提高社会和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笔者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以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促进民众接近司法等为特征的司法改革新动向,把它概括为“世界司法改革的便利化潮流”。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尽管表述方式和分析进路有所不同，但都认同这种改革潮流或趋势。所以，强调现代司法的服务功能，并借此来排解传统司法给民众造成的疏离感，让民众接近司法(正义)，从而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无疑是现代各国的司法共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讨论服务型法院建设，不仅一点不老套、一点不过时，反而是充满了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笔者主张把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不断拉近民众与司法距离的举措上，也正是据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言以蔽之，通过强化服务功能，不断迈向法院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正遭遇着来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这是中国法治的特殊精神处境。我们在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在南京这样东部发达地区城市打造现代服务型法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面对着以“诉讼爆炸、诉讼迟延”为典型特征的“现代诉讼病”症状。如果说前者是中国问题，后者则是地方特色。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无需彷徨，因为这未尝不是我们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前瞻未来的法院制度所可能出现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注意利用传统资源中一些与后现代法院制度暗合的方面(比如强调便民、利民的审判方式以及调解制度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与现代化法院制度之间的耦合。显然，我们有必要依托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现代化”的现代化。诚如是，这便是中国道路、南京经验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