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营运研究

董伟


[内容提要]“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一出，将交通部门查处非法营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片质疑声中，交通执法者必须反思的是：我们在执法方式和认定非法营运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笔者无意再在执法方式上进行纠缠，而是想在后一个问题，即非法营运认定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究，为交通行政执法工作尽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非法营运；合法营运；经营性；商业性


　　什么是“非法营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是如此表述的：“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尽管该条例对道路运输经营进行了分类，但对“什么是道路运输经营”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这既成了该条例的“软肋”，也为执法人员查处非法营运留下了“空间”。于是乎，有毛便是鸭，让人见识了少数交通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和运用法条的“能力”。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陶醉”中，丝毫感觉不到危机的来临，“钓鱼执法”等变着花样的执法方式开始粉墨上演，最终在正义的讨伐声中狼狈落幕。笔者也是一名交通执法人员，扬扬家丑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自己警醒：在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的大的政冶背景下，谁也不要把自己的执法工作当儿戏，谁亵渎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谁就将在公平正义声中被淹没。下面开始切入正题。

一．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中看非法营运

　　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矛盾双方在统一中对立，只有具有某种共同基础或共同指向的东西，才能呈现出“排斥”或“斗争”的倾向。 “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相对，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非法营运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说到底，就是没有取得那本代表营运资格的证书。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具有不共戴天的斗争性，正是因为非法营运者对合法营运者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才会构成我们法律、法规的制裁对象，这本身说明了非法营运和合法营运在行为的特征上具有一致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斗争性”从何谈起？经营行为在法律上又称为营业，是指任何的营利事业，要构成营业必须具备目的上的营利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前后行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营业是行为主体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同一性质的营利活动，具有重复性和经常性的特点，即使某种行为的目的在于营利，但只是偶尔为之，也不能算是营业。如果某种行为不能构成从事运输的营业，那么也就不能构成营运行为，也就谈不上构成非法营运。[1]也就是说，合法经营者是将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当做自己的职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是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服务，他提供运输服务所获取的利润是作为自己投入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说得再直白一点，他就是吃的这碗饭。而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的行为人提供的一次性、偶而为之的运输服务，即使是有偿的，不宜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因为无论是从其运输特点上，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最主要对合法营运的冲击上，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都是不妥的。

二．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中看非法营运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说事物质的变化不可能偶然的无根据的产生和出现，它有其基础和前提，这就是量变。没有长期的量的积累、准备、质变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其实，要有效遏止和杜绝“钓鱼式执法”，堵塞制度漏洞，基本前提是正确区分“非法营运”和市民间以补偿成本为目的的一般交易行为。从理论上讲，两者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营行为，而后者则不是。“经营行为”的法律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即以营利为目的，以不特定的公众为服务对象，长期和反复进行的经济交易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有证照，获得法律许可的，即是“合法经营”，相反，如果没有相关证照和资格，未获得法律许可，则属于“非法经营”。[2]也就是说， 一般交易行为与经营行为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经营行为是基于运输劳务而发生的特殊交易行为，是一般交易行为量变后产生的质变。那么，怎样做到能够惩罚真正的非法营运而避免处罚有偿搭车行为呢？因为没有相关证照和资格而非法营运的行为人，必须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营运活动，那么，行政执法者在第一次发现某司机存在有偿搭客行为时，可以对该司机进行口头警示，告知他非法营运行为的违法性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对于这一警示行为以及车辆牌号、司机姓名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如果以后再次发现该司机存在有偿搭客行为，就可以初步认定其构成非法营运，并进行重点取证。利用这种执法的“人性化”，就能较好地避免由于司机的善意助人而遭到处罚。

三.从对交通部规章的正确解读中看非法营运

　　交通部配套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条对“道路客运经营”作了如下定义：本规定所称道路客运经营，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加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条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作了如下定义：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是指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货物运输活动。结合两部规章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认定客运经营和货运经营的两个主要标准：一.是“社会公众”标准。即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如果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附加条件的，则不构成这里的经营。如自货自运车辆、专门接送职工的厂车不属于营运车辆之列；二.是“商业性质”标准。长安大学运输管理系雷孟林老师在解释此处的“商业性质”时曾指出：“商业性的本质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与营业并不完全相同，营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连续从事同一种或几种活动，而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的范围较之营业的范围要宽，偶尔从事某一行为的目的也可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鉴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成立并不考虑是否发生了费用结算、实际上是否获取了利润，也不考虑是偶然地从事一次、还是连续从事同一活动等客观因素，而仅仅考虑的是其从事交易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营利这一主观心理因素，故本文将商业性要件称之为主观性标准。”[3]对于这样的解释，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认为这是一种“断章取义”，有将交通部规章调整的范围扩大化之嫌。笔者认为，交通部的立法本意是要将具有商业活动特征的道路客运活动和货运活动纳入调整的范围。之所以用“商业性质”，因为道路运输经营业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但其活动体现出商业活动的本质特征。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4]既然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商行为，那么商行为具有哪些特征呢？一般认为商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商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2）商行为是经营性行为，即商主体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统一性质的营利活动，属于一种职业性营利行为；（3）商行为是体现商事交易特点的行为。[5]这些特征与上面所论述的不谋而合，构成了认定经营行为内在的统一。
　　综上所述，笔者想对“非法营运”作如下定义：所谓非法营运，就是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以营利为目的，连续、反复、有偿地为社会公众提供道路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服务的商行为。
　　那么为什么在执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机械认定非法营运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一.从外因方面。日常监管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小面包车载货、私家车载客的现象，它们的确也具备了一些运输经营的外部形式，但徒具外部形式，并不能据此认定其具备经营的本质。有执法人员提出，如果是学雷锋做好事，就不应该收钱，收了钱就是从事营运。笔者针对这种观点想要说的是，达不到学雷锋做好事的标准就一定构成营运吗？难道学雷锋做好事的标准与营运的认定标准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交易行为不加分析地都扣上“经营”的帽子吗？值得我们深思。二.从内因方面。如果我们的执法动机不纯，如果执法夹带了谋取私利的因素，就很难保证我们对非法经营的认定是理性的，是合情合理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利令智昏”。我建议我们的执法人员在上路执法时头脑是清醒的，行为是理智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这其中包含很多的内容。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把握，有对立法意图的领会，还包括诸如证据意识等。
　　行文至此，笔者已无太多话要说。请所有交通执法战线的同仁谨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谨记这是一个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的法制国家！谨记我们是人民的服务员，不是戕害人民的罪人!谨记执法权是公权力，不能用来谋取私利！谨记我们打击的是非法营运，不是打击民众对政府及政府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运输管理处 0515-88177620）


参考文章
[1]刘建刚.从“钓鱼”案看非法营运与有偿搭车.载刘建刚法律博客
[2]李克杰.“钓鱼执法”源于违法认定简单化.载中国经济网
[3]雷孟林，郗恩崇.界定经营性运输行为需要辅助性标准.载运输经理世界网
[4]刘保玉，陈龙业.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5]范健，王建文.商主体论纲.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理和救济程序十分复杂，持续十数年的案件并不鲜见。被告人在州法院被判处死刑后，可以上诉到州最高法院。如果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在穷尽上诉救济手段的情况下，还可以诉诸人身保护令这种定罪后救济程序。


一、作为特别救济的人身保护令程序

人身保护令程序很早就出现在普通法中，该程序与刑事程序不同，是由被告人作为申请人，监狱长作为被申请人。1789年美国《司法法》规定了初步的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1867年，国会通过了州人身保护令程序，目前的联邦人身保护令法就是以1867年法案为基础设立的。

人身保护令程序是联邦法院审查各州刑事程序的重要途径，主要适用于死刑案件，因此可以被视为死刑的复核程序。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因此一些人也批评联邦法院利用该程序干预各州的司法，影响了判决的终局性。为了避免人身保护令程序在实践中被当事人滥用，国会在1996年《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中对联邦人身保护令法作出了重要修改，对申请时限、批准理由进行了限制，杜绝了连续申请，这些举措有助于实现联邦与各州之间司法权的平衡。

了解人身保护令程序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对全面把握美国的死刑程序很有裨益。需要指出的是，人身保护令程序主要涉及的是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正当程序问题。基于1996年《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的定位，要“将联邦人身保护令审查作为州法院裁判合理性的复核机制”，2012年帕克监狱长诉被告人马修斯案件（Parker v. Matthews）就是体现上述规定的教科书式的典型案例。该案例所涉及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及检察官陈词与正当程序的关系等问题，同样值得认真分析。


二、案件始末

1981年6月29日凌晨1时许，马修斯闯入与其分居的妻子马丽妮家中，当时马修斯的岳母克鲁兹也在家中。马修斯发现克鲁兹后，持枪射中克鲁兹的头部致克鲁兹死亡，然后在另一个房间发现了马丽妮。马修斯与马丽妮发生了性关系，后在早晨6时许枪杀了马丽妮。马修斯在当天上午被抓捕归案，当时他正准备清洗自己作案时所穿的衣服。警方还从马修斯家后院的隐蔽位置发现了杀人工具枪支。在警察局，马修斯拒绝就杀人行为作出供认。

大陪审团随后对马修斯提起谋杀罪的指控。在审判过程中，马修斯并不否认其杀死了两名被害人，但是辩称自己是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的杀人行为。根据肯塔基州的法律，极度情绪紊乱时杀人将使谋杀罪降格为一级杀人罪。

针对自己的辩解，马修斯指出，其与妻子马丽妮不幸的婚姻，是导致其极度情绪紊乱的原因。据马修斯供述，其与马丽妮时分时合，二人在分居阶段互相敌视，马丽妮定期针对马修斯申请保护令状。案发前，马丽妮还指控马修斯性侵犯马丽妮6岁的女儿，此举导致马修斯在监狱里呆了3个星期。同时，多名证人证实，马丽妮总是试图控制马修斯，并于二人分居期间在街道上呵斥马修斯。马修斯的母亲另证实，马丽妮让年幼的孩子深夜在马修斯居住的房间外哭泣，以此来刺激马修斯。马修斯还提供了一份专家证言，精神病医师李博士出庭作证指出，马修斯自称作案前曾经酗酒并且服用了安定和一种刺激性药物。根据李博士的诊断，马修斯作案时处于情绪调节紊乱状态，即，个体在多种压力作用下所体现出的暂时性情绪和行为紊乱，该情况可能暂时影响个体的判断力，进而导致焦虑、紧张、抑郁甚至自杀或者伤人等症状。李博士认为，马修斯是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的杀人行为。

陪审团最终认定针对马修斯的所有指控成立，马修斯被判处死刑。肯塔基州最高法院维持了定罪和量刑裁决，驳回了马修斯提出的37项程序错误主张。对于马修斯提出的最主要的主张，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在犯罪时并未处于极度情绪紊乱的状态。法院认为，有关马修斯犯罪前、犯罪过程中及犯罪后相关行为的所有证据，足以支持陪审团的判决。对于马修斯提出的检察官在总结陈词时存在不当行为的主张，法院未予采纳，但并未就此说明理由。

马修斯试图在肯塔基州提起定罪后诉讼，但并未成功。最后，马修斯根据联邦法典第2254条的规定，向肯塔基州西部辖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人身保护令申请。马修斯主张，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其诉讼主张的行为明确违反了联邦法律。该地区法院驳回了马修斯的申请，不过，第六巡回法院撤销了该地区法院的判决，并且同意对马修斯的申请进行审查。

根据《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的规定，除非肯塔基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反或者不合理地适用了联邦法律，或者基于诉讼中的证据不合理地认定了案件事实，否则第六巡回法院无权签发人身保护令。第六巡回法院基于两个理由认定马修斯有权获得人身保护令。联邦最高法院受理该案后经审理认为，第六巡回法院的两个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三、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

第六巡回法院指出，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不当地将证明极度情绪紊乱的责任转移给马修斯，同时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在犯罪时并非极度情绪紊乱。根据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盖尔诉肯塔基州（Gall v. Commonwealth (1980)）案件中的判决意见，对于马修斯提出的其在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主张，应当由马修斯承担初步的提供证据责任。如果马修斯提供的证据足以引起对该问题的合理怀疑，控方就需要承担马修斯在犯罪时并非极度情绪紊乱的证明责任。然而，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马修斯案件中背离了上述判决意见的要求，将证明极度情绪紊乱的责任完全置于马修斯。

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马修斯案件中的裁判理由，反映出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述意见有一定的依据。例如，该州法院指出，马修斯已经提供了其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大量证据，然而法院认为马修斯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信，并未指出上述证据未能产生合理怀疑，进而驳回了马修斯所提出的指控证据不足的主张。该州法院还认为，法院在威尔曼诉肯塔基州（Wellman v. Commonwealth(1985)）案件中已经指出，被告人没有极度情绪紊乱并非谋杀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控方无需对该问题提供确定的证明。在第六巡回法院看来，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基于威尔曼案件有关被告人极度情绪紊乱问题的处理原则来审查马修斯的上诉理由，违背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因为这种做法回溯性地适用了已经被修改的肯塔基州有关杀人罪的法律。

如果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最初对证据的评估以及援引威尔曼判例的做法是驳回马修斯主张的唯一理由，那么，上述做法的确值得质疑。不过，该案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指出，审判法院对极度情绪紊乱问题的指示是适当的，同时，在案证据能够支持陪审团对杀人事实的裁决。审判法院对陪审团的指示要求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马修斯并非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犯罪行为。该案被提交给陪审团评议时，证明责任是置于控诉方的，陪审团了解证明责任的分配。肯塔基州最高法院还认为，现有证据足以支持陪审团的裁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上述理由足以驳回马修斯的主张。

第六巡回法院还对现有证据支持马修斯不存在极度情绪紊乱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显然，在法庭上基于诉讼证据得出事实结论，这是陪审团而非法院的职责范围。因此，除非州法院的判决明显不合理，否则，即使该判决无视被告人对指控提出的有效质疑，也不能基于联邦人身保护令予以撤销。

可见，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马修斯有关证明责任问题的主张，是本案联邦人身保护令诉讼的关键所在。第六巡回法院注意到，李博士的意见认为，马修斯实施杀人行为时处于极度情绪紊乱的影响之下，并且在交叉询问阶段并未撤回该意见。

不过，该案中也有其他证据不利于马修斯。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专门指出，马修斯提出的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主张与整个犯罪经过并不吻合。具体包括马修斯在作案当天借钱购买涉案枪支，在购枪之后等待数个小时才去马丽妮家；在杀死马丽妮的母亲后数小时才杀死马丽妮，等等。此外，马修斯在作案后的行为也与其上述主张不符，包括马修斯有步骤地藏匿枪支并清洗作案时所穿的衣物，随后向警方作出虚假供述，等等。由于李博士主张，马修斯的犯罪预谋及其对作案过程的明知，与其在极度情绪紊乱的影响下作案这一点并不矛盾，因此，第六巡回法院并未重视上述证据。不过，专家证言并不必然准确，陪审员们可以基于各自对情绪紊乱的常识性理解来审查判断李博士的证言是否可靠。联邦最高法院据此认为，第六巡回法院直接作出有利于李博士证言的认定，这种做法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范围。更为重要的是，第六巡回法院并未考虑到，陪审团可能认为李博士所描述的症状并不足以基于肯塔基州的法律将谋杀罪降格为一级杀人罪，因为李博士曾经指出，许多人都面临压力和焦虑，或者面临着情绪紊乱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人实施了杀人行为。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考虑到马修斯的精神状态与其行为的合理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将极度情绪紊乱问题交由陪审团作出裁决并没有明显的错误，第六巡回法院有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裁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


四、检察官陈词与正当程序的要求

第六巡回法院的第二个理由是，检察官的总结陈词违反了正当程序的要求。该案中，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了马修斯提出的检察官在总结陈词时存在不当行为的主张，但并未加以分析。第六巡回法院基于《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的要求，据此对肯塔基州法院的裁决进行审查。有关该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指达登诉维恩怀特（Darden v. Wainwright(1986)）案件的判决意见，即，只有当检察官的陈词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因而导致定罪违反正当程序时，才能认为该陈词违反宪法。

第六巡回法院指出，检察官暗示马修斯与其律师和专家证人李博士相互串通，编造了马修斯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辩护理由。不过从检察官的庭审陈词内容看，检察官曾明确指出，其并非暗示马修斯与其律师和专家互相串通，因此，第六巡回法院认为检察官的总结陈词违反正当程序缺乏依据。实际上，检察官的陈词只是表明，马修斯可能在会见李博士期间有意识地夸大其情绪紊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