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4号)


　　《甘肃省水土保持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2年8月1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8月10日



甘肃省水土保持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土保持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开发和利用水土资源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每年由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奖惩。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农牧、林业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宣传和教育工作，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增强公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科学研究、试验示范、成果推广和技术服务。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二章 水土保持规划

　　第九条 水土保持规划应当在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的基础上，遵循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的原则编制。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水土流失的分布、类型、面积、危害、变化趋势以及防治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公告调查结果。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备案。水土流失潜在危害较大的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水土保持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跨行政区域或者流域的水土保持规划，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的规划需要修改的，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水土保持规划应当包括水土流失状况、类型区划分、防治目标、任务和措施、投资和效益分析等内容。水土保持规划包括对流域或者区域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作出的整体部署，以及对水土保持专项工作或者特定区域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作出的专项部署。

　　水土保持规划应当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资源规划、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衔接协调。

　　第十四条 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时，应当邀请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论证，规划草案形成后，应当向社会公告，征求公众意见。

　　第十五条 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城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在规划中单设水土保持专章，提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和措施，并在规划报请审批前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水土保持规划一经批准，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年度实施计划，并严格执行。

　　第三章 水土流失预防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实施动态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费。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水土保持规划，采取封山禁牧、封育保护、自然修复等措施，组织单位和个人植树种草，扩大林草覆盖面积，涵养水源，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公告封山禁牧范围，在封山禁牧区域的主要路口、边界等地设立明显标志、标牌和界桩等设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辟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煤代柴、以电代柴、节柴灶、沼气灶、太阳能灶等节柴措施，促进植被的保护和恢复。

　　第二十条 禁止毁林、毁草开垦和采集发菜。严格保护植被、沙壳、结皮等。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兜或者滥挖虫草、苁蓉、锁阳、甘草和麻黄等。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下列区域开荒、挖砂、采石、取土：

　　(一)江河两侧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地带;

　　(二)水库校核水位线以外五百米以内和塘坝校核水位线以外二百米以内的地带;

　　(三)干渠两侧五度以上的坡地;

　　(四)铁路、公路两侧的山坡、排洪沟、碎落台、路基坡面;

　　(五)侵蚀沟的沟头、沟边和沟坡地带;

　　(六)有崩塌、滑坡历史或者有崩塌、滑坡危险的坡地;

　　(七)风沙危害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紧急情况下需要在前款规定的区域抢修铁路、公路、水工程等，进行挖砂、采石或者堆放废弃固体物的，建设单位事后应当及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第二十二条 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皆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

　　在林区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应当有水土保持措施;采用皆伐作业方式采伐林木的，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市(州)、县(市、区)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小于二十五度的禁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的坡地的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第二十四条 开垦二十五度以下、五度以上荒坡地的，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办理开垦手续。

　　第二十五条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林区、草原区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区域。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

　　第二十六条 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开办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在项目报批、核准或者备案前，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审批，并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水土保持方案应当包括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范围、目标、措施和投资等内容。

　　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及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报告，报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项目审批部门不得审批核准，生产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国土资源部门不予办理用地许可手续。

　　第二十八条 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技术标准，开展水土保持的初步设计或者施工图设计，并报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备案。审查初步设计或者施工图设计时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应当参加。

　　生产建设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通过竣工验收，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分期建设、分期投产使用的生产建设项目，其水土保持设施应当同步验收。

　　第二十九条 生产建设活动中排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应当运至规定的专门存放地堆放，不得向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倾倒。

　　第四章 水土流失治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土保持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实行山水田林路村综合治理，开展坡耕地改梯田、淤地坝、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防治水土流失。

　　在水力侵蚀地区，应当以梯田建设为主体，以小流域为单元，采取工程、植物和保护性耕作等措施，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在风力侵蚀地区，应当采取营造防风固沙林草、设置人工沙障等措施，建立防风固沙防护体系，控制风沙危害。

　　在重力侵蚀地区，应当采取径流排导、削坡减载、支挡固坡、修建拦挡工程等措施，并建立预警预报体系。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矿山开采及电力开发等企业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第三十二条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理;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降低或者丧失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第三十三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位和个人，采取预防保护、自然修复和综合治理措施，配套建设植物过滤带，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严格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减少水土流失引起的面源污染，保护饮用水水源。

　　第三十四条 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已种植农作物的，应当限期退耕。土石山区或者人多地少的区域，退耕确有困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规划，逐步改造为梯田或者采取其他水土保持措施。

　　二十五度以下坡耕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修建梯田、坡面水系整治、配套道路建设、蓄水保土耕作或者退耕还林草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第三十五条 对生产建设活动所占用土地的地表土应当进行分层剥离、保存和利用，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对废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应当采取拦挡、坡面防护、防洪排导等措施。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后，应当将取土场、开挖面和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以及闭库的尾矿库复垦，防止水土流失。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应当采取截排水沟、沉沙池、拦挡、苫盖、洒水等临时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制度，落实管护责任，巩固治理成果。

　　水土保持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证其功能正常发挥。

　　第三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承包治理水土流失、投资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水土流失治理补助资金、防治技术和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应当对水土流失防治情况进行监测，每年公告一次;特定区域或者对象的水土保持监测公告应当适时发布。 第三十九条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要求，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情况定期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生产建设活动及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个人取土、挖砂、采石等十立方米以下的处一千元的罚款，十立方米以上五十立方米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五十立方米以上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单位取土、挖砂、采石等十立方米以下的处二万元的罚款，十立方米以上五十立方米以下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十立方米以上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采集发菜或者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兜，滥挖虫草、苁蓉、锁阳、甘草和麻黄等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有违法所得、造成水土流失危害较轻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造成水土流失危害较轻的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有违法所得、造成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造成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草原地区有前款规定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土保持管理部门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的处每平方米二元以上五元以下的罚款;

　　(二)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处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在禁止开垦、开采的区域开垦、开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退耕、恢复植被等补救措施，并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对个人开垦、开采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的处每平方米一元的罚款，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处每平方米二元的罚款;

　　(二)对单位开垦、开采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的处每平方米五元的罚款，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处每平方米十元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对生产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未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或者补充、修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对水土保持措施作出重大变更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投产使用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投产使用的，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建设活动中排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向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倾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并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倾倒十立方米以下的，处每立方米十元的罚款;

　　(二)倾倒十立方米以上五十立方米以下的，处每立方米十元以上十五元以下的罚款;

　　(三)倾倒五十立方米以上的，处每立方米十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仍不治理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审批，将生产建设项目审批、核准的;水土保持设施未经水土保持管理部门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第五十条水土保持管理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条例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三)其他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1993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7年5月28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正的《甘肃省实施水土保持法办法》同时废止。

　　行政诱惑调查有其存在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及其实践基础。但是行政诱惑调查是一种职权主义调查，如果不予以严格的规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治社会，只有法律才享有崇高的权威，社会调控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法律对社会各项事物作出规定，然后按照规则良好运行。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调整，特别是对权力进行控制。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进行法律规制，能够有效地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发挥提高行政效率、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又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行使不侵犯公民、法人等的合法权益，达到两者间的平衡，也符合现代行政均衡理论之要求。

　　一、适用行政诱惑调查的条件特定

　　1、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特定

　　行政调查的首要原则是职调查原则，这一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行政调查必须遵循法定的权限规则，即一定的行政调查只能由相应的行政主体来进行。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其实施主体理应是享有行政执法权之主体，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公民和组织。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行政执法中情况确并非如此，在上海查处“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实施引诱、使被调查人落入陷阱的往往是公民“钓钩”，这些“钓钩”由“钓头”招募的，用来实施引诱行为，使司机落入诱惑调查中，“钓头”则直接与交通执法部门接触。而现实中由这些“钩子”群体实施的诱惑调查行为就确产生了不少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完善对行政诱惑调查主体的规制。

　　公民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影响。第一，“钩子”群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不择手段实施诱惑行为。公民只有在有利益可沾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去实施诱惑调查行为，据有数据表明，执法部门一般与“钩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归钩头，200元给钓钩，100元作为执法人员的回扣。 并且在上海部分地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奖励举报制度，对举报“黑车”成功的公民可获得百元现金奖励。在此制度下，从而催生了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职业、半职业协查人员数量增多。“那些专门靠诱惑调查吃饭的人容易不择手段诱人实施违法行为”， 由此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受到重视。第二，公民因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如曾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某日中午，一辆轿车驾驶到某某城市修理厂门口时，被执法人员围住，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执法人员砸破驾驶员处的车窗玻璃，试图强行打开车门，不料此时司机拿起刀具，向坐在旁边的女乘客的颈部和胸部连刺两刀，经抢救无效，这名女乘客不幸身亡。后经查明，这名司机乃是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事发前这名女乘客正是在帮助某区执法部门查获“黑车”搜集证据。死亡的“女乘客”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但是对其死亡性质的认定则存在问题，将其认定为“因公死亡”有些难度，因为她本身的行为与交通执法部门并无法律关系。对公民由此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但是，从客观上看，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确实对查处违法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查处“黑车”过程中确实创下不少功劳。龙宗智教授也指出：公民的行为动机不决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公民是出于维护法纪的责任感，还是由于为获举报奖的利益驱动，都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法律不同于道德，它针对的只是人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他的思想动机。这与为索赔而打假系合法行为同理。而且国家应当鼓励而不是抑制公民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综上，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力，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应尽的义务。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能否借助普通公民协助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有限性，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单单凭借行政机关的力量，可能无法完成调查任务进而使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行使强制力使公民协助调查，参与调查的领域限于举报、提供线索等，而不能是不择手段地实施引诱、诱导被调查人实施违法行为。同时，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是行政调查机关无权应对或无法应对的，根据国家机关各部门分工合作及互相配合原则，行政调查机关也可请求其他机关和部门给与协助调查。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机关可以授权其下属机关主持调查，也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调查。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可委托公设鉴定人或法院调查。

　　2、行政诱惑调查适用情形特定

　　鉴于前文对行政诱惑调查价值的分析，“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具有正面价值，“犯意诱发型”具有负面影响。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适用情形，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的适用，限于特定的“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适用。因为，有学者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合法性还尚存疑问，但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不具有合法性是确定的。 同时，在刑事领域，世界上各国的做法都是，在法律上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持有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形下，被诱惑人享有陷阱抗辩之理由。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如果允许犯意诱发型行政诱惑调查，就意味着社会上的任何公民和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漫无目的、随机地抽取被调查人，这样的法律实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所以，将行政诱惑调查只限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也就意味着，只有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行为嫌疑时，或虽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但有迹象表明已经具有违法意图的，才能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只有这种行政诱惑调查才是对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恢复已遭破坏的社会秩序，或使准备实施的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这能既保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节约执法成本。但这里会产生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行政调查主体如何判断被调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具有违法意图。对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及，从学理上，根据主观与客观标准，可以明确地区分在行使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但在实践中，判断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只能由行政调查主体进行判断，而且必须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判断出其是否有违法意图，之后行政调查主体才能决定是否实施诱惑调查，这就使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我们知道，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是一种主观心态，我们也不能要求行政调查人员能探知到被调查人员的主观心理，因为他们不是心理学家，不能知晓被调查人在何时何地会有违法意图。所以，行政调查人员要判断一个公民是否具有主观违法心态，只能从他实施的行为进行推知、进行判断。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行政调查主体根据其他方法获得的相关信息，被调查对象正在或准备实施相似的违法行为，从而判断其具有违法意图。这种判断一般适用于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性和反复性特征。另外，由于行政特点决定，在行政程序中，对行政事实及证据的认定证明标准可以低于诉讼程序。同样，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行政调查执法主体对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标准，也不能像刑事程序中的那样严格，只要达到合理、可以具体指明嫌疑的程度即可。马怀德教授在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及其理由说明》书中提到，“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也即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主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 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中，对被调查人员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是一种主观思维过程。行政执法人员通过一些行为迹象的存在为前提，运用行政执法的经验、良知和理性对被调查人员进行判断，而不单凭“自由”心证判断。这与追求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理论是相适应的，本质上与行政程序法一致。

　　二、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限制

　　制定程序规则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调查行为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无论何种类型的行政调查，符合程序规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法治与程序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程序，法治的理念与要求无法转化为法治规范；没有程序，法治的规范与原则无法转化为法治现实”。 行政调查与公众的权利密切相关，行政诱惑调查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调查方式，更容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行政诱惑调查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对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有着重要意义。行政诱惑调查是行政调查主体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其程序规则的限制与一般行政调查规制有相同之处、也有特别的地方。

　　1、启动程序

　　对行政调查的发动一般有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发动和依申请决定发动两种启动模式。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发动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及投案后，对认为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国外许多行政调查立法规定了行政主体依申请发动行政调查的类型。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4条规定：“提出的申明或申请属于行政机关负责调查的范围的，行政机关不得以申明或申请本身不准许或不具理由而拒绝接受”。在日本，法律也授予权利主体一调查请求权，如《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第93条规定：“当消费生活用品的安全性存在问题，认为有可能对一般消费者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害时，任何人可以向主务大臣提出申请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主务大臣在收到申请后作出决定进行必要的调查”。

　　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根据职权主义原则，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应当由法律赋予行政调查权的行政主体依职权进行。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上行政违法现象的增多，且隐蔽性强、复杂程度高，行政诱惑调查也不排除依申请决定发动。行政违法现象与广大民众直接接触，公民可以了解到一些行政调查主体无从了解的信息，在此情形下，公民向行政主体申请进行行政诱惑调查，行政主体必须对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启动行政诱惑调查手段。但是，在启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之时，必须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必须穷尽其他调查手段，当其他一般调查手段不能达到调查之目的，方可适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虽然能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到更多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信息资料，但倘若运用不当就容易造成对被调查人的伤害。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必须慎重，当其他一般的行政调查方法能够达到调查目的的情况下，一般不启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只是作为最后一种调查手段。

　　2、批准程序

　　行政诱惑调查程序发动之后，还必须得到相关机关的批准之后，才能实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认为对于某个案件需要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立案，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制定行政诱惑调查的方案，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应包括：案件的性质、确定的被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必要性及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如何进行“诱惑”，是否需要其他机关部门协助等。制定完成行政诱惑调查之后，报请有关机关批准。鉴于行政诱惑调查的非公开性及容易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行政诱惑调查的批准机关应该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上级机关，且必须规定严格的审批程序。

　　但是，不管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审批、还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都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控制行政权远达不到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控制行政权的程度。国外的对行政调查的实施采取“法官令状主义”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法官令状主义”是指调查的实施需要需要法官签发检查令或搜查令方可进行。 法官令状主义源于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财产及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所以在涉及对公民住宅、人身进行强制检查时，必须由法官签发搜查令才可进行。这一规定原本只在刑事程序规定，直到近些年来，美国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将其援用到行政报告、行政检查及行政调查等问题上。 我国宪法第37、39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用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侵入公民住宅。”这一规定一般被理解为对刑事诉讼行为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只是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搜查需要严格的令状，而对轻微的违法的现场检查或人身检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批程序。 随着我们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行政调查的恣意性及行政诱惑调查运用不当容易造成权益的损害性，可以借鉴“法官令状主义”在行政程序中的施行。但是考虑到行政程序的特殊性，对行政调查及行政诱惑调查，不能按照刑事程序中的严格规定，而采取“有限的法官令状主义”。对于一些特殊的行政调查案件，需要采用特殊方法的，由法院或法官作出决定是否批准行政诱惑调查的实施。法院处于超然的、中立的第三方地位，以司法权控制行政权，避免行政内部的审查与批准流于形式，对行政权的行使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督，能更好地保护公民及其公共利益。

　　3、实施程序

　　在获得批准之后，行政诱惑调查的具体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并遵守一定的步骤。

　　首先，表明身份。表明身份，是指在进行行政调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主动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工作证件、授权证书以及其他证明文件，以证明其具有进行行政调查的主体和行为资格。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实施调查之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其行政法的意义在于，通过表明执法身份，从外在形式意义上说明执行公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被调查人产生协助调查义务，如果事实上被调查人妨碍执行公务，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从宪法意义上讲，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促使公民由以往的纯粹客体向积极行使参政权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程度，积极地推进了行政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其表明身份的时间与一般行政调查稍微有不同。在一般行政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往往是在进行调查之前、准备进入调查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而由于行政诱惑调查非公开性，行政执法人员通常是通过隐瞒身份进行调查，才能获得真实可靠充分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就不能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以免暴露真实身份收集不到证据资料。但又因为表明身份极其重要性，它是行政程序过程中的基本要求，行政诱惑调查若不遵守这一程序，其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怀疑。所以，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应在调查完毕、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这样一方面遵循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调查之目的，符合程序合法性、结果合理性的要求。

　　其次，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是保护公民知情权和参政权的体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能够获得被调查人的理解、支持与协助， 实现行政正义的有效途径。“给予决定理由是行政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给予决定的理由是正常人正义感所要求的，这也是所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一条健康的戒律”。 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在作出后续行政处理决定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可以缓解被调查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完成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随着现代政府执法方式向文明执法方向的转变，行政程序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就能充分体现从“暴力执法”向“文明执法”的转变。行政执法人员不是使用暴力强行执法，而是服之以理，这样的执法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提高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而不是像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上海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强行拔下被诱惑司机车钥匙，不向被调查人做任何解释，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使被调查人在不知情与强迫下对行政处罚决定签字。如在孙中界案件中，在没有向孙中界说明任何之理由时，行政执法人员就拿出调查处理通知书、扣押证等凭证要求其签字。而当孙中界看到“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就拒绝在上面签字，拒签之后的结果是孙中界被要求不得离开，直到孙中界要上厕所，万般无奈之下，才签了字，执法人员才让其离开。

　　再次，听取当事人意见。听取当事人意见，尤其是在行政主体要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行政决定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这不仅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获得相关案件事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和提出申辩的重要机会。听取当事人意见作为一项调查程序的基本制度在各国或各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调查结束之后，向被调查人作出不利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必须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意见，以期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最低限度的公正概念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这些程序至少包括：程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说明理由。 我们仍以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倘若行政调查主体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能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行政调查主体就能获悉当事人并非正从事非法营运，而是心存善念，是助人为乐的行为。在得知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行政调查主体结合相关证据可能不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不至于导致孙中界自砍小指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自己的助人为乐行为而感到万分遗憾，冲击了广大公民的道德情感。也就不会发生交通执法部门公开向孙中界道歉并向其提供赔偿。这也足以充分证明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听取被调查人的意见的重要性，一方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三、加强行政诱惑调查的法律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