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高教基地建设的优惠政策》的通知
　
南府发〔2004〕12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司）：

　　《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高教基地建设的优惠政策》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高教基地建设的优惠政策

　　第一条　为加快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高教基地的开发建设，鼓励国内高校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进基地办学，培植高新技术增长点，推动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市有关精神，结合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规定，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本优惠政策适用于进入高教基地投资办学的各类高校、产学研联合体和科研开发机构等。

　　第三条　收费优惠政策
　　（一）高教基地内教学、科研及直接服务于教学、科研的项目，除国家、自治区明令不能减免的以外，涉及审批减免权限属南宁市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减免。
　　（二）高教基地后勤服务企业所缴纳的所得税，科研机构及高校服务于各行业的技术成果、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根据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给予优惠。
　　（三）争取自治区支持，允许高教基地内公办学校的学生收费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适当上浮；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可参照有关规定自主制定，报有关部门备案后实施。

　　第四条　用地优惠政策
　　（一）校园内非营利性教育设施项目用地可以取得土地的成本价格划拨提供土地使用权。
　　（二）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一次性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给予一定优惠。可以分期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分期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分期数不得超过三期。交清土地出让金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三）统一规划建设教师公寓，引入社会资金及力量建设和管理，并以相当于同期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提供给高教基地内高校教职员工购买或按成本价租用，不面向社会公开上市交易。
　　（四）对有发展潜力的高校，根据新区规划和实施计划以及高等院校的类别、办学规模情况，给予预留办学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用地空间。
　　（五）符合以下类型的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由市政府予以特殊优惠：
　　（1）国内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等进入；
　　（2）与国外知名院校合作办学机构、科研机构等进入；
　　（3）一次性投资5000万美元或4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院校和科研机构等。

　　第五条　公共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优惠政策
　　（一）校区红线外的市政设施配套由新区负责建设。
　　（二）各类投资主体均可采取参股、控股、独资、收购、出租、转让等方式参与高教基地内燃气、自来水、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可采取建设-经营-移交（BOT）、建设-拥有-经营-移交（BOOT）、转让-经营-移交（TOT）、国家-私人合营公司（PPPS）等多种投资经营形式开发建设。
　　（三）投资方可通过招标、拍卖方式获得高教基地内公共道路、广场、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工程的冠名权。取得冠名权后，需遵守国务院《地名管理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冠名，经新区管委会同意后，报地名管理机构审核。
　　（四）高校通过融资给新区管委会用于高教基地内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由新区管委会负责还贷，并按融资额度给予高校一定比例的资金占用费。

　　第六条　其它优惠政策
　　（一）进高教基地投资项目，从前期立项、审批、规划到建设，新区管委会实行“一条龙”服务，“一站式”管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二）与权威机构认定的世界排名前100位高校的合作办学机构或权威机构认定的国内排名前50位高校进高教基地办学，由市政府按学校规划要求建设校园提供使用，建校资金从入驻学校的学费中按一定比例逐年回收，偿清投入资金后产权归学校所有。
　　（三）有关税费由管委会代收，实行一个口子收，一次缴纳。
　　（四）建立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对于高校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实行特事特办。高校办理人才招聘、劳动用工及职工养老保险、职工户口转移、子女入托入学等手续由管委会协调有关部门代办。
　　（五）新建院校自建设之日起半年内，新区管委会在新区内免费提供广告点给予发布广告。
　　（六）鼓励高等院校创办多层次、多形式的产学研基地、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每年从南宁市的科技三项经费中安排资金用于资助高等院校及其师生进行高新技术成果、项目转化和从事高新技术项目研究开发的贷款贴息。
　　（七）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界设立各种奖学金、科研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和资助优秀学生、贫困学生及对我市科技进步有积极贡献的科技人才、科研项目。
　　（八）积极支持高等院校探索联合办学、后勤服务社会化、教学资源共享等新模式。
　　（九）鼓励高等院校开办为高教基地服务的附属学校，入驻院校所办附属学校（含基础教育学校）同样享受本规定的优惠政策。
　　（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投资按国家有关优惠政策执行，同时享受本优惠政策。

　　第七条　本政策由南宁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




作为人类实施环境管治最严厉措施的环境刑法，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发展的。从世界范围看，以刑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激进观点，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得以提出。虽然国际刑法学会等诸多组织对此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曾经一再警告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动刑，但是西方工业国家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逆现代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而上，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刑事立法。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束缚和毁灭性后果，因此也对环境刑事立法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作为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产物，环境刑法已然对现代刑法理念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环境刑法终究无力破解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侵害“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困局，立法上的激进终究不敌执法和司法上的保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终究难逃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的厄运，对于扭转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收效甚微，更无力消减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疑虑。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发展主义尤其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尚未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唯发展主义发展观的背景下，在尚未厘清环境伦理观念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合理阈限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运用是仓促而粗糙的。这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暴露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环境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不合时宜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背后，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隐痛，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专门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强化了对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则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但是，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看，偌大的中国，每年作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数基本上只有一位数，犯罪黑数明显太大，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明显乏力。而司法适用难也只不过是我国环境刑法诸多困境的“冰山一角”，环境刑法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应有功能远未发挥。

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环境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公诉方基本上无力证明污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环境犯罪问题上如果固守现代刑法“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会使环境刑法形同虚设。于是，主张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司法上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激进观点呼之欲出。

对此，反对者无不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激进地在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违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伤害人权保障原则之嫌，也有违刑法谦抑和节俭的原则，还会导致“泛犯罪化”的倾向，使刑法本身琐碎化，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激进地在司法中采取推定因果关系原则，则会遭致“司法绑架科学”的诘难，而且司法的严谨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会降低企业革新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会遭致“司法阻碍发展”的指责。

这启迪我们，环境刑法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环境刑法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是环境刑法观念正当性、科学性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环境刑法制度合理化、精细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环境观和发展观的反思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为环境刑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通过现代伦理观和现代法治观的反思才能厘清环境伦理观念的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的合理阈限，从而明确环境刑法的时代使命和价值取向，再进一步通过环境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罪刑各论的反思，重建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和对应的制度体系。而当务之急则是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以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和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环境刑法深层次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环境刑法本身无力回答但又必须回答，这就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生态文明理念正是环境刑法回答这一难题可以借助的“外力”，能够引领不合时宜的环境观和发展观从“发展与环境二选一”向“人、自然与社会三合一”转型，使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契合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归根到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

于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涵，从而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法律之中的逻辑延伸。而在环境保护面临“市场失灵”、“行政失灵”以及环境民事法和环境行政法乏力的情况下，动用环境刑法敦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必要和正当的，是符合现代法治的逻辑进路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刑法之中的逻辑延伸。

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总结三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剖析环保法治运行中“没有大错、也无大用”的立法因素、“左右为难、夹缝执法”的行政因素、“非不能为、实不欲为”的司法因素和“企业违法、公众无奈”的关联主体因素，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亟须突破目前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诸多不利因素犬牙交错、相互掣肘的困境，亟须为环境法治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刑事法治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制高点”和“总控阀”。因而，环境刑法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机器”。以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不失为明智之举。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带动环境法制的整体进步、重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能够牵引环境管治模式的法治化改良并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

总之，在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既要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保守思维，也要避免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刑法引向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道路，而应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观念变革，超越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让环境刑事立法、执法与司法分工协作，逐步实现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协同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有利于为环境危机中的刑法制度创新提供科学指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