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加强应急管理，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增多，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但是，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体制、机制、法制尚不完善，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有待提高。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充分依靠法制、科技和人民群众，以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落实和完善应急预案为基础，以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为重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建成覆盖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落实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责任制，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构建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建设突发公共事件预警预报信息系统和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应急管理保障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军地结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

二、加强应急管理规划和制度建设

（三）编制并实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编制并尽快组织实施《“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优化、整合各类资源，统一规划突发公共事件预防预警、应急处置、恢复重建等方面的项目和基础设施，科学指导各项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指导下，编制本地区和本行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等有关专项规划的编制要与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相衔接，合理布局重点建设项目，统筹规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健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要加强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逐步形成规范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的法律体系。抓紧做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准备工作和公布后的贯彻实施工作，研究制定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预防和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抓紧做好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和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以及有关规章、标准的修订工作。各地区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实际制定并完善应急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五）加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国家总体应急预案》，抓紧编制修订本地区、本行业和领域的各类预案，并加强对预案编制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各基层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和完善本单位预案，明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尽快构建覆盖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预案体系，并做好各级、各类相关预案的衔接工作。要加强对预案的动态管理，不断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狠抓预案落实工作，经常性地开展预案演练，特别是涉及多个地区和部门的预案，要通过开展联合演练等方式，促进各单位的协调配合和职责落实。

（六）加强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国务院是全国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类别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要根据《国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和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结合实际明确应急管理的指挥机构、办事机构及其职责。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职责，充分发挥在相关领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作用。加强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应急管理机构的协调联动，积极推进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加快突发公共事件预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恢复重建及调查评估等机制建设。研究建立保险、社会捐赠等方面参与、支持应急管理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其在突发公共事件预防与处置等方面的作用。

三、做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防范工作

（七）开展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隐患的普查和监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认真开展风险隐患普查工作，全面掌握本行政区域、本行业和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情况，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度，落实综合防范和处置措施，实行动态管理和监控，加强地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对可能引发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隐患，要组织力量限期治理，特别是对位于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高危企业，不符合安全布局要求、达不到安全防护距离的，要依法采取停产、停业、搬迁等措施，尽快消除隐患。要加强对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认真做好预警报告和快速处置工作。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要经常开展风险隐患的排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八）促进各行业和领域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各单位、各重点部位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严密防范各类安全事故；要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充实必要的人员，完善监管手段。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职责分工，加强对本系统、本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监管监察，严格执行安全许可制度，经常性开展监督检查，依法加大处罚力度；要提高监管效率，对事故多发的行业和领域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实施联合执法。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监察机构要把督促风险隐患整改情况作为衡量监管机构履行职责是否到位的重要内容，加大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切实落实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全面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九）加强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和预警工作。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规定及时、准确地向国务院报告，并向有关地方、部门和应急管理机构通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报告工作制度，明确信息报告的责任主体，对迟报、漏报甚至瞒报、谎报行为要依法追究责任。在加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信息报告工作的同时，通过建立社会公众报告、举报奖励制度，设立基层信息员等多种方式，不断拓宽信息报告渠道。建设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预警系统，建立预警信息通报与发布制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息、电话、宣传车等各种媒体和手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十）积极开展应急管理培训。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制订应急管理的培训规划和培训大纲，明确培训内容、标准和方式，充分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做好应急管理培训工作，并加强培训资质管理。积极开展对地方和部门各级领导干部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的培训，并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培训内容。加强各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和操作规程培训，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强化培训考核，对未按要求开展安全培训的单位要责令其限期整改，达不到考核要求的管理人员和职工一律不准上岗。各级应急管理机构要加强对应急管理培训工作的组织和指导。

四、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建设

（十一）推进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建设。要统筹规划建设具备监测监控、预测预警、信息报告、辅助决策、调度指挥和总结评估等功能的国家应急平台。加快国务院应急平台建设，完善有关专业应急平台功能，推进地方人民政府综合应急平台建设，形成连接各地区和各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高效的应急平台体系。应急平台建设要结合实际，依托政府系统办公业务资源网络，规范技术标准，充分整合利用现有专业系统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积极推进紧急信息接报平台整合，建立统一接报、分类分级处置的工作机制。

（十二）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为重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行政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社区或村级组织负责人在应急管理中的职责，确定专（兼）职的工作人员或机构，加强基层应急投入，结合实际制订各类应急预案，增强第一时间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社区要针对群众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突发公共事件，制订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经常性地开展应急知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乡村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地制宜加强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并充分发挥城镇应急救援力量的辐射作用；学校要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公共安全知识和应急防护知识的教育和普及，增强师生公共安全意识；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要切实落实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有预案、有救援队伍、有联动机制、有善后措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及时协调解决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问题，促进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全面提高。

（十三）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落实“十一五”规划有关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国家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建立充分发挥公安消防、特警以及武警、解放军、预备役民兵的骨干作用，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各负其责、互为补充，企业专兼职救援队伍和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各类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改善技术装备，强化培训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建立应急救援专家队伍，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专业特长和技术优势。逐步建立社会化的应急救援机制，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要建立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并积极参与社会应急救援；研究制订动员和鼓励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办法，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招募、组织和培训。

（十四）加强各类应急资源的管理。建立国家、地方和基层单位应急资源储备制度，在对现有各类应急资源普查和有效整合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应急处置所需物料、装备、通信器材、生活用品等物资和紧急避难场所，以及运输能力、通信能力、生产能力和有关技术、信息的储备。加强对储备物资的动态管理，保证及时补充和更新。要建立国家和地方重要物资监测网络及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保障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的需要。合理规划建设国家重要应急物资储备库，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加强地方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在应急物资的生产和储备方面的作用，实现社会储备与专业储备的有机结合。加强应急管理基础数据库建设和对有关技术资料、历史资料等的收集管理，实现资源共享，为妥善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

（十五）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及直接受其影响的单位要根据预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并按规定及时报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依照预案规定及时采取相关应急响应措施。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事发地人民政府负有统一组织领导应急处置工作的职责，要积极调动有关救援队伍和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并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和事故现场环境评估工作。应急处置结束后，要及时组织受影响地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灾后恢复重建要与防灾减灾相结合，坚持统一领导、科学规划、加快实施。健全社会捐助和对口支援等社会动员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灾害应急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查明原因，依法依纪处理责任人员，总结事故教训，制订整改措施并督促落实。

（十六）加强评估和统计分析工作。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的评估制度，研究制订客观、科学的评估方法。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调查处理的同时，要对事件的处置及相关防范工作做出评估，并对年度应急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管理统计分析工作，完善分类分级标准，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及时、全面、准确地统计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起数、伤亡人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相关情况，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突发公共事件的统计信息实行月度、季度和年度报告制度。要研究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统计系统快速应急机制，及时调查掌握突发公共事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并预测发展趋势。

五、制定和完善全面加强应急管理的政策措施

（十七）加大对应急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根据《国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公共安全工作以及预防与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需由政府负担的经费，并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健全应急资金拨付制度。对规划布局内的重大建设项目给予重点支持。支持地方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完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国家、地方、企业、社会相结合的应急保障资金投入机制，适应应急队伍、装备、交通、通信、物资储备等方面建设与更新维护资金的要求。建立企业安全生产的长效投入机制，增强高危行业企业安全保障和应急救援能力。研究建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资源依法征用与补偿办法。

（十八）大力发展公共安全技术和产品。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公共安全工艺、技术和产品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鼓励类发展项目，在政策上积极予以支持。对公共安全、应急处置重大项目和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政府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采取政府采购等办法，推动国家公共安全应急成套设备及防护用品的研发和生产。加强对公共安全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十九）建立公共安全科技支撑体系。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高度重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和科学基金等，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基础理论、应用和关键技术研究给予支持，并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加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科、专业建设，大力培养公共安全科技人才。坚持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形成公共安全科技创新机制和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体系。扶持一批在公共安全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重点企业，实现成套核心技术与重大装备的突破，增强安全技术保障能力。

六、加强领导和协调配合，努力形成全民参与的合力

（二十）进一步加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责任制，并将落实情况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特别要抓好市（地）、县（区）两级领导干部责任的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理顺关系，明确职责，搞好条块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定期研究解决有关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深入一线，加强组织指挥。要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行为的，要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二十一）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需要紧紧依靠群众，军地结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要切实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动员群众、宣传教育、社会监督等方面的作用，重视培育和发展社会应急管理中介组织。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资金、物资捐赠和技术支持。积极开展基层公共安全创建活动，树立一批应急管理工作先进典型，表彰奖励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局面。

（二十二）大力宣传普及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加强应急管理科普宣教工作，提高社会公众维护公共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深入宣传各类应急预案，全面普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和技能，逐步推广应急识别系统。尽快把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纳入学校教学内容，编制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和适应全日制各级各类教育需要的公共安全教育读本，安排相应的课程或课时。要在各种招考和资格认证考试中逐步增加公共安全内容。充分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扩大应急管理科普宣教工作覆盖面。新闻媒体应无偿开展突发公共事件预防与处置、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并支持社会各界发挥应急管理科普宣传作用。

（二十三）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要高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核实、审查和管理，为积极稳妥地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及时准确、主动引导的原则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舆情收集和分析机制，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周密安排、精心组织信息发布工作，充分发挥中央和省级主要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新闻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闻宣传纪律，不断提高新闻报道水平，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二十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在应急管理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并积极发挥作用，共同应对各类跨国或世界性突发公共事件。大力宣传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加强应急管理方面的政策措施和成功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应急救援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良好形象。密切跟踪研究国际应急管理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参与公共安全领域重大国际项目研究与合作，学习、借鉴有关国家在灾害预防、紧急处置和应急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有益经验，促进我国应急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

二００六年六月十五日（完）

　
-------------------------------------------------------------------------------------------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哪一种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耶林
------------------------------------------------------------------------------------------
　
【借以研究的案件】

刘某某居住的房屋系其父亲早年分配的公有住房，刘某于1990年居住讼争房屋，刘某的女儿一出生就住在此房，一家人持续居住至今，户籍也在此房，本市内没有其他住房，无固定收入，无力购置房产。2012年3月，刘某的继母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一家人腾房，刘某不同意，自己认为涉案房屋房改时出资购买，虽然产权登记在刘某继母的名下，但刘某享有法定权利。
　一审法院审理后以“刘某未提交充分证据”为由判决限期腾房，刘某及未成年女儿提出上诉，认为（2012）民初字第10446号民事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裁判结果违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三）项规定撤销改判，被上诉人的腾房主张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予驳回。
　
　李某一家现居住的西城区房屋，原系区政府的直管公房，是拆迁胡同危改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政府对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与李某的父亲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第二条明确李某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此房建成后李某与李父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李某出资五万多元以李父名义回购了此房。
　2010年1月20日，李某之母去世，李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李某相应的继承份额。
　2012年4月李某的继父起诉李某，要求返还原物，搬出房屋，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及其未成年女儿于判决生效后四十天内搬出房屋。

【该不该腾房的法理辩析】

　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但并未规定的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未将共同居住人的居住行为列为对所有权人的侵害情形。在此情况下，很难通过逻辑三段论的推理，直接推断出所有权人有权让同住人腾房。此类案件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自由是否不受任何限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权的绝对性问题。
　遇到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意思自治”与“居住权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法官在裁判时通过价值判断予以确定该保护那一方的利益，如果仅从保护物权的绝对性出发，可能课以居住人更大的风险，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反之，如果从保护共居人的角度出发，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如何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要在价值取向上做出取舍，如果要保护某种利益，则可能使另一种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优先保护某种利益，将会使另一利益受到影响和损害，这种取舍就涉及到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权高于使用权为由，就直接得出腾房的结论，价值判断是司法艺术的体现，司法者适用法律，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操作，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性活动。简单地根据产权登记情况确定房产的归属，不必考虑共同人是否有房居住的问题，这种做法看起来于法有据，但结果可能造成对共居人的不公，之所以会出现对共居人的不公问题，就是因为法官简单地根据登记来确权，并没有考虑对共居人利益的保护。
　一件争议进入诉讼，审判者首先要确定的是争议案件究竟涉及哪些利益？针对这些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确定不同的利益衡量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兼顾，对一方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对违法一方利益的剥夺。在利益衡量中，法官常常要考虑相对的是何种利益？何种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何种利益应当受到损失？哪些利益应当得到兼顾？应该优先保护哪种利益？将哪种利益放在后面考虑？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实际上都是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实现公正的裁判结果。
　法律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对自由作出限制，以实现公平、财产安全和人生安全的保护。在许多情况下，人生安全的保护被置于最高位阶，为了对其保护可以牺牲其他利益，对财产的保护很多情况下要屈从于对人身安全利益的保护，强调立法中应当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身利益优先保护，是因为人身利益是基本人权，人获得财产是为了实现人身价值，人身利益应当优先于财产利益得到保护，否则对财产利益的保护就失去了意义，财产是手段，而人身是目的，是根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将个人的福祉和尊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而非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以人为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法治社会应当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基于房改房政策确定同住人权益】

　　　公有住房对象源于国务院关于房改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是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一审法院依照产权所有人的意愿裁判已购公有住房腾房，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出现登记人擅自出售或拒绝同住人居住，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这是违背基本人权原则的，极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上述案件一审裁判展示的司法价值理念根本错误，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第78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88条；《物权法》第93条、第95条、第103条、第104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已购公有住房的产权人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同住人虽未被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但此房实际上已经成为其家人的保障性住房，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本案主要考查产权人是否有权随意责令同住人腾房的问题，并非不加区分地以具备搬迁条件就必须搬离。同住人对涉案房屋有权占有，并未构成对产权人权属的妨害，根据1991年版拆迁条例第30条，《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7条1款、第28条规定，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人予以安置，可以按照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状况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当时的法规规定了房屋使用人不仅是被拆迁人，从当年拆迁安置面积增加充分说明房屋的安置与房屋使用人具有密切联系。
　　　因为家庭成员的变化或其他原因发生纠纷，搬离房屋或在北京让他们另行解决居住问题，已经不是同住人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国家有关拆迁安置法律法规的本意，不符合情理。

【法律是“善”和“平衡”的艺术】
　
　上述两个判决主要从《物权法》角度考虑，保护了所有人行使产权的自由。依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制保护，这样的法理规定本身没有错误。但现在的问题是，当物权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原则进行裁判，而不是机械僵化地适用法律。
　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没有受到概念法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影响裁判行为，有些裁判者常常有着摆脱法律的冲动，不想受法律的约束，任意违背法律条文和精神进行法律适用。当下，要保证严格执法实现公平正义，法官不能随意超越法律，应当尽可能发现立法者作出的利益衡量。
　类似上述案件的情况，主要涉及到民法规范的适用，我们说，了解民法，不仅要了解民法规范，还要了解规范背后的价值体系；适用法律不仅适用法律条文，还要适用法律背后的价值标准；认识民法体系，不仅应当认识民法的外在体系，即规范体系本身，还应当深透了解民法的内在体系，它是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实质联系。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为合同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行使自由等。传统民法中大有“重财轻人”的倾向，但是，现代民法中“意思自治”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物权行使自由”与“生命健康权、居住生存权”发生冲突时，常常表现出优先保护生命健康权及居住生存权的趋势。
　世界许多国家法律都禁止处分生命健康权，禁止从事有损于人格尊严的处分行为，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为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居住的权利是指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私法领域内，在物权法上居住权有其特定含义，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涉案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所有权人可以享受所有权，但其行使权能的自由受到限制，不应剥夺同住人在此居住的权利，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立法者确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价值判断就是以某一选定标准衡量人、事件和状态等，价值判断是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判断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利益，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法的价值就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所体现的、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和属性，通常指某一特定客体对特定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法律规范中充满了价值判断，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以实现特定的价值为目的，并对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作出评价。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以特定价值作为标准去裁判争议个案，运用特定的价值观念认定事实、选择与解释法律，并最终作出裁判过程。价值判断大多属于应然判断，强调法律规范应追求怎样的目标，要求判断者秉持妥当的价值立场去解决诉争利益。
　正确的价值判断会使裁判活动导向正确的方向，而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可能使裁判结果偏离公正的方向，出现所谓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公的局面，不少判决从表面上看，对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裁判依据也是充分的，但其结论却明显有悖于人们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价值判断错误造成的。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法律规范的缺失，或者面临多种可适用法律规范可供选择，此时，法官应当发挥价值判断能力，寻找适用案件的裁判规则，正确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保证裁判结论公正的重要因素，价值取向不同，法官面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在离婚案件中，如果秉持优先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价值取向，则可能要优先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即使房产登记在男方的名下，如果女方在离婚后无房可住，那么法官也要考虑保护女方的居住权。在很多情况下，案件的事实本身是很清晰的，而法律确立的规则也是非常清晰的，甚至没有给裁判者留下过大的解释空间，裁判者进行价值判断，不应当以直觉或简单的经验为基础，应当以法律理由为基础，这是法治作为理由之治的要求。许多裁判者在判决中往往运用正义、公平、平等原则直接得出裁判结论，毫无疑问，这些价值都应当是裁判者追求的，但是，正义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在个案中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正义价值的关系如何，这些都需要裁判者说理论证，即便有个别法官不赞成立法者在该条所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直接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对案件争议予以裁判。
　严格的说，在民法上价值冲突是不存在的，因为立法者对于价值冲突已经做了选择，所以不需要司法者再次对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冲突进行选择。在产权人要求同住人腾房的案件中，就涉及到价值选择问题，一方面是个人行使所有权自由意志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居住权的保障，就财产利益而言，面临如何确定和选择的问题。
　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每一种价值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而利益的冲突直接表现为价值冲突，立法者对利益纷争的态度，蕴含着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追求，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比较抽象，通过价值判断，用外化的利益衡量就会更为具体，在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裁判者应当发现价值背后隐藏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寻找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
　“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定，就是在所有权与居住权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租赁期限内，房屋出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受让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9条第二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剥夺承租人为其亲友提供住宿的权利，有关合同必须尊重承租人的家庭生活权利，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同居者的生存利益，合同法第234条规定的保护对象更宽泛，不限于配偶或者同居者，而且包括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生活发展迅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发生各种急剧变化，尤其是正处在转型期阶段，要求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面对各利复杂案件，应当努力通过价值判断来回应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价值判断产生于利益冲突，法官所做的就是对冲突利益背后的价值取向作出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因此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和法律适用者所要从事的就是在冲突的价值中作出妥当选择，例如《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反映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确认了交易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原财产权人的利益，再如《物权法》中相邻关系制度也是协调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价值判断的规则，不动产一方应当顾及另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漠视他人的利益，这也体现了法律在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作出了选择。
　公平正义是法律上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一切法律追求的价值，是法律的精髓和灵魂，我国实现公平正义不仅是所有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而且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正义体现了某种秩序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普适性秩序的需要，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必然以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任何具体的法律秩序都是立法者肯定的通过规范落实和巩固的价值秩序为基础，裁判者不能依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立法者通常在立法时都要作价值判断，协调利益冲突。法官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应当充分考虑价值位阶规则，在具体个案中，不能从这些规则出发机械地运用，要结合个案的具体场景来确定，就个案来说，其涉及的价值冲突可能并非仅仅是单纯的两种价值的冲突，可能是数个价值之间复杂的冲突，价值判断的核心是对冲突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衡量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在利益衡量中对各种具体类型的利益轻重比例权衡，依照特定价值取向作出，在具体的个案中，有时无法确定冲突价值之间的优先顺序，或者按照通常理解的优先顺位处理案件不合理，这种情况下就不宜采取价值位阶的方式来解决个案，应将价值还原为利益，通过具体的利益衡量来决定如何进行裁判。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因每一个裁判者的经验、判断方式、方法等因素不完全相同，将滋长产权人无条件赶撵共同人等不良风气。
　本案还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优先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民法都确认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规则，即便是为了保护物权，也不能牺牲未成年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的利益位阶甚至可以高于物权或交易安全。价值判断就是要依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确定应当受到保护或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价值判断旨在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妥当的判断依据。
　简单的司法三段论难以实现裁判的公平正义，司法裁判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只是按照形式逻辑进行法律适用，而不进行价值判断，则必然导致机械司法，难以真正实现法律的体现的公平正义价值。